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对我的信任，邀请我做评委参加每年一度的评选杰出民主人士的工作；同时我也要感谢本次对我的邀请，使我有机会与在座的各位评委和获奖人见面，表达我对你们的深厚敬意。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评委包括我早已认识的一些著名的学者，象王德威教授，余英时教授，余国藩教授，杜维明教授，林培瑞教授，许倬云教授和刘绍铭教授等。我高兴地等待将来跟他们和其余的评委们合作。

过去获奖的杰出民主人士我也见过几位，象魏京生先生，刘宾雁先生，刘再复教授，柴玲女士，吾尔开希先生，刘青先生，柏杨先生和施明德先生。其中，刘宾雁和刘再覆在瑞京大学先后当过客坐教授；魏京生和刘青也在瑞典参加过一系列民主运动的活动。

在我们这世界里，反对民主运动和人权的力量越来越强。可是愿意为保持民主、尊重人权而出力的人也不少。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自己属于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生活过的老一辈人，经历过两种不同的体制下的生活。中国这五十几年的沧海桑田真是空前可惊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还有天安门广场１９８９年六四所发生的悲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次次连续的、不能测量的痛苦。

由于我每年的六四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大陆当局把我说成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不允许我入境。我自己认为中国当局把我当成他们的敌人是对我坚持人道立场、民主自由理念的肯定。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出席这个颁奖仪式，表达我的自由民主的信念，是我的荣幸。

我头一次到中国大陆去是五十四年前。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０年，所谓“解放”前后那两年，我在四川搞方言调查工作。１９４９年底社会秩序十分不安定：乡下土匪很多，成都市内也比较乱。我所有的中国朋友和我自己很高兴地等待红军的到来。圣诞节与新年之间红军果然进入了成都。军队和他们的干部对人民的态度非常好。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那时很佩服他们的态度和纪律。我所接触的人好像都一心一意地愿意出力建设一个新的，一个公平的，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我那时真相信中国出了一种新人类，一种不利己的，为实现大同社会而斗奋斗的人。

我1950年夏天回到瑞典。瑞典媒体关于中国的消息比较少。“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对我来说是比较抽象的概念。

1956年一月我和妻子宁祖跟三个儿子到北京去。从那时候起到1958年冬天，我在瑞典驻北京的使馆当文化秘书。我们刚到，“百花”都“齐放”了。好极了，政府和党邀请大家随意发表意见。上当的知识分子多极了。我记得我读了那时还很年轻的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觉得，啊，终于有了一篇值得读的作品！过不了多久，王蒙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了。我那时所认识的作家和诗人，象艾青和老舍，都挨整了。多半的右派分子二十一年后才平反。

我是１９５８年离开中国的。从那年起的二十一年我不能回去。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１９５８年发表的几篇稍微有批评色彩的文章，讨论中国政府对农业和工业的计划。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我岳父１９５７年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因此，那二十一年我想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只有靠媒体的不一定很可靠的报导。文革期间我常常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胆小觉得很奇惊。明末清初时期有不少人敢出来讲话，反对清朝的政策。为甚么文革时候没有呢？在西方过的很舒服生活的我当然梦想不到中国人民的生活那个时期多么恐怖，多么可怕。

文革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敢出来批评社会中的一些不公平的现象。魏京生，刘宾雁，王若水，方励之等值的钦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党和政府对民主与人权不合理的态度和做法。同时，年轻的作家和诗人也开始以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叙述与描写社会中黑暗一面。他们为此所付的代价很高。

中国社会最近十几年的非常彻底的商业化有很不愉快的结果：很多只望钱看的年轻人不愿意回想过去，好像也不愿意参与建立一个完美、公平的社会的斗争。

可惜的是随著时间的流逝，过去的残忍的悲剧显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可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上引起党和政府用武力镇压１９８９年民主运动的决定政策的环境到现在根本没有改变，所以，坚持不懈地努力十分可贵，表彰那些为此付出代价、作出贡献的勇士十分必要。

一般的西方人对中国民主与人权问题不大感兴趣，也不大了解。有一些英文资料会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了解中国大陆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和党与当局对民主与人权的践踏”。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

Liu Binyan: "A Higher Kind of Loyalty" 1990;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Writing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991;
Perry Link:"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1992;
Geremie Barme 和Linda Jaivin, “New Ghosts, Old Dreams:
Chinese Rebel Voices" 1992;
George Black 和Robin Munro, "Black Hands of Beijing"1993;
Yi Zheng, "Scarlet Memorial" 1996;
Wei Jingsheng, "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 1997;
Geremie Barm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1999;
Andrew Nathan和Perry Link, "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Ian Buruma, "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2001.

中国是我过去生活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已经成为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自由民主美丽的中国永远是我的希望和梦想。我会用我的余生为实现这个希望贡献我微薄的力量。

最后让我以中国诗人北岛的一首诗作为我这个发言的结束: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甚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甚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著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　不　相　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音；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