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舞臺上的帝王熱，大款熱是中國社會意識權貴化的徵象。中國龐大的弱勢羣體生活在困境中，文化精英應該悲天憫人，關心民間疾苦，不能一味傍大款捧大款。

對於我國影視螢幕上的帝王熱、貴族熱、大款大腕熱，不少評論家和民衆都在進行批評。在最近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作家魏明倫說：「鋪天蓋地的『正劇』、『戲說』成了一個鼓吹帝王的『場』。這種藝術表達，非常可怕。」農民代表馬林說：「爲甚麼皇帝劇、戲說篇又多又濫，描寫城市生活的淨是大款、大腕，而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生活的稀少得可憐？！」代表們呼籲：圈裏人大多愛談「收視率」，倘若拋開了農民這部分佔人口大多數的觀衆，那麼多少「率」也是空談。

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 　　

其實，何止影視螢幕。在當代中國城市，賣藥的宣傳，用的是宮廷祕方；賣酒的吆喝他賣的是御酒，甚至讓穿龍袍戴皇冠的影視大腕爲他做廣告；烹飪師傅和餐廳酒店標榜宮廷菜和「滿漢全席」；清朝末期那種穿出來並不好看的團花緞子馬褂已經成爲今年的流行時裝。二十幾年以前，工人和貧下中農的出身最吃香，「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那是階級論的極端化，是荒謬的。現在，城市裏的風氣是「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笑貧不笑惡」，許多人都在翻箱倒櫃，尋根子，序家譜，要從他們的祖先中找出幾個王公貴族或是胡雪巖、大盛魁、晉昌源、孔祥熙那樣的大富豪。活大款要捧要傍，死大款也要捧要傍。有一位中央一級國家機關的中級官員潘岳先生精心炮製和發表了一篇綱領式的建議書，建議中共中央把共產黨的性質改爲代表企業家和科技人員，代表富人。這又是富裕論的畸形發展，也是荒謬的。 　　

以上這些現象說明：隨著我國主流經濟（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權貴化，社會意識也在趨向權貴化（尚未完成）。這種社會意識，不符合我國社會當前的情況，也不符合我國社會未來的正常發展趨勢。 　　

在我國現有的十三億人口中，按照經濟收入來劃分，溫飽型佔多數；還有五千萬人未解決溫飽問題；小康型的只有一部分；富裕和特別富裕的人，恐怕佔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整個社會結構仍然是上面小下面大的金字塔形。我國社會未來的正常發展趨勢應該是：大貧和大富都只佔極少數，絕大多數都是小康的橄欖形。因此，社會經濟的權貴化和社會意識的權貴化，都不利於中國社會的安定。中產的平民化才符合我們的要求 　　

朱鎔基總理在二○○二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勢羣體」這個名詞。哪些人是「弱勢羣體」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研究所所長何平說：弱勢羣體主要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下崗職工，或已經出了再就業服務中心仍然沒有找到工作的人。其次是「體制外」的人，就是那些從來沒有在國有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餬口的人，以及殘疾人和孤寡老人。再其次是進城的農民工，他們享受不到城裏勞動者的同等待遇，勞動權益得不到保護，單位並沒有按照《勞動法》爲他們繳納各種社會保險。還有一部分是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部分人主要是從集體企業退下來的，當初退休時工資水平非常低，只有一百多元，加上各種補貼也不過二三百元。許多人原來的單位無力替他們繳納醫療等社會保險。但我以爲何平先生講到的「弱勢羣體」並不完全。至少還有三部分人沒有講到：第一、由於政治的和刑事、民事的冤案、錯案被砸掉飯碗，至今沒有任何工資和社會保險的人員；第二、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大約五千萬農民、牧民；第三、無地可種又不能進入鄉鎮企業和出外打工的一億左右農村剩餘勞動力。這三部分人同何平先生講到的那四部分人加起來至少佔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約二億六千萬人。這些弱勢羣體是最需要政府給予實際的援助，也是需要輿論界、文藝界爲之呼籲、吶喊的人。

影視大腕們的靈魂已權貴化 　　

有些評論家把「帝王熱」和「大款大腕熱」等社會意識權貴化的責任歸咎於我國人民的素質和國民性，這是不正確、不公道的。馬克思說過：「每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因爲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是由掌握輿論工具，包括報紙、刊物、書籍、廣播、電影、電視和學校教育等工具的人造成的，而不是由沒有掌握任何輿論工具的平民百姓造成的。過去，影視螢幕上出現《茶館》、《駱駝祥子》、《黃土地》、《老井》、《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黨員二愣媽》、《籬笆、女人、狗》等反映平民百姓生活與疾苦的電影、電視，不是比現在那些歌頌帝王將相、大款大腕的影視節目收視率更高，更受廣大觀衆歡迎嗎？現在，充斥於影視螢幕的帝王貴族、城市情愛、大款大腕生活等節目是由影視大腕強加給觀衆的，觀衆不看這些節目就沒有甚麼東西可看，他們怎麼能爲社會意識權貴化承擔責任呢？而影視大腕之所以熱衷於編寫和製作那些歌頌帝王將相、大款大腕的作品，有些是適應某種政治需要，例如：《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是借古頌今；《天下糧倉》是借古諷今；更爲重要的是那些影視大腕的靈魂已經權貴化了。

中國需要悲天憫人的文化精英 　　

張賢亮先生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說：中國需要精神貴族。其實，中國曆朝歷代都盛產精神貴族，現在的精神貴族更多，他們就是那些思想空虛，缺乏社會責任感，藝術品位也不高的大腕們。目前中國社會意識的權貴化，正是那些精神貴族的傑作。 　　

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精神貴族，而是平民化的文化精英、學術精英，就像歐美的愛因斯坦、羅素、哈耶克、羅爾斯、托爾斯泰、馬克.吐溫、海明威、斯坦培克、羅曼．羅蘭、托馬斯．曼一樣；就像中國古代的屈原、司馬遷、張衡、李白、杜甫、李時珍、施耐庵、曹雪芹一樣；就像中國現代的梁啓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四光一樣。這些文化精英和學術精英，應當享受到貴族一樣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待遇，但卻又懷有一顆愛民、愛國、愛人類的平民之心，能夠爲全中國和全世界平民百姓的生存、自由、和平、幸福而吶喊和奮鬥。

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