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後，貧窮、落後、偏僻的寧遠縣城也翻騰了起來。以各行業、學校、公社以及鄉知青各自命令名或依照省城長沙「造反派」的名稱，各自都打出了自己的旗幟，戴上印有各自「造反派」名稱的紅袖套。參加了「造反派」，有槍的基幹民兵們把衝鋒槍、三八大蓋等背在肩上，隨身不離。那些沒有槍的「造反派」們也不知從哪裏找來了大刀、梭鏢，在肩上。他們喊着「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誓死捍衛毛主席」、「打倒走資派」等等各種「革命」的口號，氣勢洶洶、躍武揚威地招搖過市。他們抄「地、富、反、壞」四類份子的家，抓縣委書記、縣長等遊街，衝縣武裝部搶奪槍支、彈藥，砸爛文廟裏的孔夫子牌位，把文廟裏大石頭柱、牌坊上的龍頭、鳳頭、獅子頭統統敲得稀巴爛，明、清時代遺留下來的狀元樓、貞節牌坊等等古蹟也被他們砸爛了。凡是可以寫大幅標語的牆，都寫上了「革命」的標語口號。凡是可以貼標語的地方，也都貼上了紅紅綠綠的標語或者「毛主席語錄」。這個「造反派」抓縣委書記遊街，那個「造反派」抓縣長遊街，街道居委會的「造反派」抓「地、富、反、壞」四類份子游街。被遊街示衆的人都被戴着紙糊的高帽子，胸前掛着大牌子，上面寫着「打倒反革命走資派ＸＸＸ」、「打倒地主份子ＸＸＸ」等等。我也曾被湊數戴着高帽子，掛着「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牌子，被捆遊遍了東、南、西、北四門的街道，回家後雙臂不能動彈，至今還留有殘疾。

「地、富、反、壞「四類份子除了被去遊街外，還必須把分配給自己名下的地段每天打掃乾淨。每半個月必須集中在城關派出所，彙報自己半個月的所做所爲，接受派出所長和指導員的訓斥，不准他們亂說亂動，更不准他們的子女參加「造反派」。在那些「地主份子」當中，有一些是被強加上一頂「地主份子」帽子的。我的母親就是因爲我父親蒙冤坐牢後，回到家鄉被強加上去的「地主份子」。我父親解放前若干年就是銀行職員，解放後爲商業廳的幹部，後被送去勞動教養，長達六、七年之久。解除教養時已被折磨得周身都是病了，回到家鄉不久去世。後來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屍骨早已爛盡了。

其實，那些所謂的「四類份子」，經過自解放後的肅反、土改、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反右等等運動，十多年來已經是被壓迫「改造」得服服貼貼、唯命是從，不敢違法亂紀的了，比貧下中農和其它的人更加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不敢亂說亂動的了。

一九六八年初秋，從寧遠的鄰縣道縣四馬橋傳來了殺「地主」的消息。當地的貧下中農「造反派」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殘暴地殺害當地的地主、富農份子及其他們的家屬、子女。有些是全家老幼一齊被扔進貯藏紅薯的地窖裏，封死洞口，把他們全悶死。有些用大刀砍死，有些用梭鏢戳死，有一些吊在樹上勒死，還有一些被活活地打死。這股慘無人道、濫殺無辜的大屠殺歪風，不僅很快地蔓全道縣各地農村，與道縣四馬橋毗鄰的寧遠梅崗鄉農村，也照學道縣的樣子，率先在寧遠縣開了殺戒。接着，象瘟疫一樣，很快地傳到寧遠各地農村。他們不僅殺害「地、富、反、壞」四類份子其家屬、子女，一些些平時與他們有成見隔閡的人也被害了。有些全家被殺絕了的，財產被他們瓜分了，豬、狗、雞都被他們吃了。

每天都有鄉下殺人的消息傳到城裏，城裏成份不好的人都很恐怖緊張，很可能也會發生同樣的屠殺。當時我也非常的焦慮，我應該怎麼辦？後來想到：我應該把當地屠殺無辜的情況忙地向中共中央的毛澤東、朱德、同恩來等反映。決定上北京一趟，同時也可避開當時的險情。長沙省政府處於癱瘓狀態，是不會有人管這事的。於是我與幾個都是家庭成份不好的朋友商量好後，我們買好了去郴州的汽車票，準備到郴州後乘火車北上北京。上車的那天清晨，汽車站裏有派出所的人在查問旅客，他是認識我們的，我們爲了避開他，只好在汽車站外的公路攔住班車上的車。

中午時分，我們到達了郴州。因爲早上爲了應付上車的問題，大家都顧不上吃早餐，肚子早就餓得咕嚕咕嚕地叫了。我們在車站旁找了一家飯鋪去吃飯。當我們買好了票從廚房的取飯口把飯、菜端到餐桌上，正準備要吃的時候，走過來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和一個四、五歲左右的小男孩向我們討飯吃。一聽她的口音，我們就知道他們是寧遠人。我們每人趕了一些飯菜給他們吃後，想到：如今正是收割的季節，他們怎麼會跑出來討飯呢？於是我就問她爲什麼跑到郴州來討飯？小姑娘眼淚巴沙地告訴我們：他們的外婆接他們在外婆家作客，一天傍晚，村上去趕集回來的人告訴外婆，說他們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已經被殺死了。村子上的「造反派」說要把他們倆姐弟找回去，斬草要除根。外婆嚇得直髮抖，抱着他們倆姐弟哭成一團，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外婆把她身上僅有的幾塊錢給了他們，包了一些煮熟的紅薯，把他們領到去蘭山縣的公路上，要他們走到蘭山後搭車去郴州，能走多遠走多遠，越遠越好，自逃生路。外婆流着眼淚，嘴裏不斷地吟着：老天爺，保佑他們吧……他們到了郴州錢用光了就討飯了。

在這樣悽慘、真實的事實面前，我把我不多的旅費勻出一塊錢和二斤糧票給了他們，並默默在心裏祝福他們能夠平安，除此之外，當時的情況我實在無能給他們多一些幫助了。只希望他們能夠早一點順利到達北京，反映這場慘無人道、無法無天的大屠殺，希望中共中央當局能夠及時制止它。

我們到在北京後，我立即寫了三封信，分別寄給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收。我想，即使他們本人不一定會看到這些信，他們名下辦公室的人總會向他們彙報的吧。後來不久，中共中央當局責令四十七軍去制止了這場還在蔓延的大屠殺。以致當地的一些「地、富、反、壞」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子女得以倖存來，其中也包括了我們。

當我們返回到寧遠後，我們認識的一些人被殺害了，我們一些鄉下的親戚也被殺害了。我有一個朋友，原藉道縣，他的父母均在寧遠一中教書，被道縣鄉下的貧下中農「造反派」抓回去殺害了，他成了孤兒，無家可歸了。我們北門外歐村小學一位地主成份的教師被殺害了。歐村孿生兄弟其中的一個，被本村的「造反派」捆綁毒打後，罩在打穀子用的黃桶裏悶死了。我的表嫂的一個弟弟被毒打後，活埋了。她那九十歲的老母親被活活地嚇死了……

後來，縣民政局按照上級的批示，由生產小隊造出被害人員的名單，層層上報至民政局，每個被害人賠償二百元人民幣。當那此倖存的被害者們的家屬、子女去領錢時，他們的心情一定是不好受的，但還要說「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感謝領導的關懷」等等這一類口是心非的話。當時的市價，二百元還買不到一頭豬。一條人命還不如一頭豬值錢。誰會真正感謝造成殺害自己親人的共產黨和政府呢？他們是有口難說，有冤無處伸呀呀！一些全家都被殺絕了，賠償費無人領取，這些錢自然就落入了大隊書記、大隊幹部或小隊幹部們的手中，任由他們花天酒地地去打平夥了。他們用被害者的賠償費喝的酒，其實不是酒，是被害者們的血。他們用被害者們的賠償費吃的雞、鴨、魚、肉，其實不是雞、鴨、魚、肉的肉，是被害者們的肉啊！

據說，道縣屠殺的人比寧遠多得多，瘋狂的屠殺在高潮時，許多被殺死後的屍體扔到河裏，順波流飄到下游，阻礙了航行的船隻。沿江兩岸附近的村子裏，井水都有血腥氣味，相當的一段時間裏不能飲用。一些村子的「造反派」怕被殺的人半路逃脫，用鐵絲把每個人的鎖骨串聯起來，串成一串押到河邊，殺死後再一個一個扔到河裏。有一些身懷有孕的婦女被殺死後，瘋狂的一些「造反派」生怕他們肚子裏的胎兒不死，還要在孕婦的肚子上戳幾刀。

天凡是有人性、有良知的人，聽到這樣恐怖、殘暴濫殺無的暴行，都會毛骨聳然，都會悲憤無比的。自古以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人類社會共同的一條基本法律準則。然而，那些曾經組織「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非理非法組織的人，曾經兇殘殺害許多無辜的人的主犯們，事後經法院審判，況沒有一個人被判處死刑。公理何在？

據說這場湘南寧、道兩縣大屠殺殺死了幾萬無辜的百姓。具體確切的數字到底有多少？中共當局從來沒有公開透露過，人們也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只知道殺死了許多，許多。這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雖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當地的人現在也很少再提到它了，中國其它地方的人知道它的更是很少很少，但是它給我的印象太深，給我的刺激太大，使我終身不會忘記。

時值中國傳統的清明節將至之際，我寫這篇回憶，不僅爲了悼念死於那場大屠殺中無辜的千、萬同胞們，悼念「四五」、「六四」中死難的同胞們。同時，也悼念我那慘死的、親愛的母親—。「文革」不久，我被當地派出所某指導員禁止在當地畫畫，我被迫背井離鄉外出去求生存。我的母親「戴」着「地主份子」的「帽子」，連同我的戶口一齊被下放到農村。在她病倒在床還沒有死的情況，當地生產小隊的幹部們就把她活埋了，並瓜分了她的鍋、瓢、碗、以及破爛的被子和蚊帳。

我終身不會忘記這些恐怖、殘忍的屠殺。我更衷心地希望中國以後不要再發生這樣的屠殺！我也衷心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要再發生類似的屠殺！人類能夠生活得安寧、自由、和平才是人類共同的希望。
(save china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