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有过这样等待的经历了。七十年代前期，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这一代人正当青年，学校对我们关了门，眼前一片漆黑。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待。十亿人在等一个人。这是我们人生的悲剧，这是国家的悲剧。等到那一刻到来，虽然很多人还不知这是祸是福，变化却如期来到，比人们想象的、预见的、做梦都盼着的，来得还要准时。从此，我们走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十年黑暗时期。
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几次，我们这个打着“德治”招牌的人治国家，国家的前途和亿万民众的福祉，往往系于一人或数人之喜怒哀乐，国势民运的变化，往往不得不等待一人或数人之年迈病弱。当这个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还是逃不出专制人治下，万般无奈只有等的命运。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时期通常会是政治上的一个停滞时期。
现在，我们又到了眼巴巴等待的时候了。事实证明，犯下贸然镇压法轮功错误的人，即使位高权重可以为所欲为，却不能也不敢自己来纠正这个错误了。我们国家的这种中世纪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断了他回头纠错的路，他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镇压法轮功之错，就错在它无视国家已有法律和司法程序，在法外用权，越权滥法。镇压法轮功从国家法律角度讲是政府的一种违宪非法行为，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倡的法治建设的一次毁灭性破坏；从内政外交形势来讲，镇压法轮功显然是一次由于缺乏自信而过分胆怯情况下的判断失误。这次镇压突然人为制造社会矛盾，平白无故地把两百万人打入另册，在中华民族本来就到了危险状态的信仰空白时期来个雪上加霜，加深加剧了中国和国际民主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鸿沟，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平空增加了一个大障碍。
镇压法轮功已经二年半了。将来的人们，在回顾十三亿中国人世纪之交丰功伟绩的时候，也许不会记住我们独抗世界潮流和南斯拉夫的罪犯站在一起的事迹，不会记住国庆大阅兵和申奥的成功，但是一定会长久地记住这场跨世纪镇压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两百万法轮功信众似乎沉默了，销声匿迹了。可是，尽管你有权势禁止人家辩解抗议，你甚至可以做到没有人敢提法轮功这三个字，你却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镇压法轮功是一个错误。
法轮功给打下去了。监狱、刑责、怂容为非作歹的警察胡作非为、停职、下岗、罚款，再加上全国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终于把法轮功整下去了。在法轮功终于沉寂的今天，就象二十五年前一样，专制体制下权势人物的行为模式一点没有变：中国的权势在对权力作用过分迷信、对权力合法性缺乏自信的同时，还有一个通病，一个愚顽之极的通病，看不到历史长河等待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比起二十五年前的领导人高明的地方是，他们知道，这个国家不可能再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了。中华文明的自我创造更新能力，到二十世纪已经全部耗尽，闭关自守则中国只可能是一个弱国穷国落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最后一次尝试，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再走关门封闭的老路，将使国家重回深渊，他们将失去仅有的一点统治合法性。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中国领导人用最后的胆力带领国家加入了WTO，面对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东方阵营一风吹以后的全球化潮流，中国已经进入了开放态势。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比起二十五年前的领导人并不高明的地方是，他怎么就看不到，在当今中国的开放态势下，要象当年用“杀个鸡犬不留”的办法镇压异端的办法，来镇压法轮功这样的民众信仰，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今天镇压得越凶越硬，留下的人命冤狱越多，将来要求“平反”的呼声压力越大，那么“人治”体制中的“人”变了之后，今天被迫沉默着的人们期盼的变化就会来得越快越准时。
我很奇怪，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算是经历过二十五年前的变化的人，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也看到了，可是他们身处中国中世纪式的政治框架中，自我纠错等于自杀。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是在等。只不过，法轮功信众是期盼地等，而犯下了镇压法轮功错误而没有退路的人，是无奈地等。他们都会等到那变化的一天的。
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塌以后说过，真正的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有历史感。我有时候想，我要是江泽民先生，与其将来无奈地看着后人用纠你的错来换取声誉，来博得统治合法性，从而把你的名字永远写入中华民族耻辱名单里，不如趁这“最后一班岗”的机会，自己动手了断，自己的错该认就认，改纠就纠，把自己贸然镇压法轮功的错误，结束在自己手里。这样做，可能会摇动身底下的位子，可是，那位子本来就已经不是皇上的宝座了，早晚是要变的。明知错了，死不认错，你看着下面成百万成百万民众沉默的等待“变化”的目光，不犯怵么？
或许是缺乏智力，或许是缺乏道德勇气，凡机会主义的政客，就总是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人治体制下的“人”，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历史的等待。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的表现，表明他们已经没有一顶点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该具备的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敢直面他们自己亲手对这个国家犯下的错误。他们选择一厢情愿的幻觉，指望着法轮功给镇压得透透的，死死的，老百姓相信法轮功是邪教相信得实实的，永远也不会变了，这个案再也不会翻了，至少在“尸骨未寒”之前不会翻了。他们怎么就看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今日的老百姓越沉默，将来的变化越快。
就这样，让我们等待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该发生的，都会发生的。
待到柳暗花明时，我希望，我们再不要满足于“平反”了。过去的五十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平反”。如果说，冤枉无辜，滥开杀戒是民族的灾难，那么，平反并不意味着这一灾难的终结。过去，中国人把平反当作灾难的终结，其结果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反”，似乎永远没有止境。太多的“平反”，实在是我们这些灾难幸存者的耻辱，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次灾难，却没有做些什么来防止下一次灾难。经历了那么多的“平反”，说明其中很多灾难其实应该是我们来全力防止的，防止新的灾难是幸存者的道义责任，而我们都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我希望，到为受镇压迫害的法轮功信众“平反”的时候，我们会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在为受镇压受迫害者讨还公道的时候，让我们确立法律的至高权威。对待镇压法轮功运动中的恶行和残暴，我们只能在法庭上，根据法律，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地处理。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对镇压法轮功运动的检讨，找出我们制度上的问题。通过全民的充分讨论，建立新的法律，从而从制度上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待到那一天，让我们跟上世界文明潮流，确立“主权在民”的原则：政府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是有明确范围和限度的，为所欲为的政府是危险的，没有制约的权力是不可取的。到那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要有一份权利宣言，要在制度上牢靠地保证，民众有信仰的自由，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自由地结社的权利，自由地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权利。在政府和民众、民众和民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必须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按照事先约定的游戏规则来寻求解决，给所有的人一个公正。每个人，特别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必须受游戏规则和法定程序的约束，谁都不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说，镇压法轮功是打着“德治”招牌的“人治”下对法治的一次破坏，那么，我们应该把为法轮功“平反”做成对法治的一次建设。
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等待才是值得的。
转自《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