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3年来，谁在改革中获利，谁是改革的失益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实了。
对中国改革得失的三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中国政府的算法，计算财富的生产。
向全世界公布，每年中国经济增长是7~8%，在93年宏观调控之前是15%以上。实际上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不真实的。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学中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一样重要，生产出来的财富到底落到谁的手里，政府从来就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国内就算是有专门研究，一直也处于一种受压制的状态。
第二种算法：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种算法。
这种算法他们认为改革需要一部份人付出代价，是谁付代价谁得利，他们作了一个辩护。他们认为腐败是推动改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最典型的理论，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姓名就不说了） 说经济学是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是道德中立，这种理论从90年代一直讲到98年都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出来。
第三种算法：计算改革是什么人得益，什么人受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利益。中国这一批富起来的人是依靠什么手段掠夺国有资产和掠夺人民积累权致富，我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理解权力资本化，权力作为一种分配资本的基础资源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在98 前政府在政策倾斜，在表面上还要讲一点人民利益的话，从98年开始到2001在政策选择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偏向一些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
我根据1995－1998年统计数据，写了那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分析到底是谁在改革中得利，这些得利者占中国社会人口的多少，这篇文章就受到中国政府打击，最后导致我不得不离开中国。
中国大概占总人口（就业总人口）1%的是由国家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省、地、中央的这批人，国有大银行、国有大企业，包括一些官商结合的企业的负责人构成。4%的人地位略次于上面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们低一点。我把他们划为中、上层，还有11.4%的中产阶级，由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干部、新闻从业人员，还有技术人员构成；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农村还有地种，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他们组成了69%的下层人；此外，14%多属边缘化阶层，城市里的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农村流入城市找工作没有工作的农民，伦为社会的最底层。
在改革初期中，中国知识界曾以乐观的语气说中国通过改革会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极富、非常穷的人少，中产阶级多的社会结构。到现在，从我刚才说的人口构成来说，中国社会构成实际上是金子塔形的社会。金字塔的庞大底座是边缘化阶层和下层人民。那么高踞金字塔顶端的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权势分子。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结构。政府在面对这种社会结构，它采取的措施不是改善这种社会结构，而是近几年来从99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倾斜表明了它的立场。
第一个标志是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即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动员全国人民到股市里炒股。目的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已经债台高筑，非常危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赛决议每个国家的银行的自有资产不得低于8%，若低于8%，银行就等于破产了。中国从1993开始，中国银行的自有资产率已下降到3%以下。在技术上，可视为中国的银行已经破产，之所以没有破产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完全由国家信用以及国家控制。那么全国各地地方银行的倒闭消息不断传来，最出名的海南发展银行和广东国投、湖南国投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倒闭，银行的烂帐到什么程度呢，戴相龙在公开场合始终不肯承认是12%，但据说最内部的数据达到了60%。多年来国家贷给国有企业的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为了转嫁银行风险，就由政府出面号召全国人民炒股，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中国政府是首创。其结果是许多机构大户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得到内部消息，不断地赚钱，中小散户就不断地亏损。前年我在国内时听到一位政府官员很高兴地说“我们已经通过股市转嫁了5万亿的风险出去。”那么这些上市的国有企业实际上非但没有一家因上市改变了经营状况，不少人从股市上圈到钱两、三年以后就亏损，难以为继。股市上的诈骗案这几年出了不少，平均每年出五、六起，最著名的“基金黑幕”。
第二个标志是政府为了给这些经济利益集团的人政治上的合法地位。从1999年来连续三步推出三项政策。第一步，1999年修宪的时候在宪法中间承认了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地位。我在这里想说明的不是我反对私有化而是我反对通过这种形式把许多人贪污腐败得来的财产合法化。接著第二步，江泽民就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这个三个代表理论出台在国内思想领域引起极大的混乱。《人民日报》是一个解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又是一个解释，最后这两个解释互相打架，最后请中共中央党校付校长郑毕坚出来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关于三个代表理论的解释，才算在党内统一了思想。但是根据许多与权势结合的最紧密的企业家的解释我认为才是最权威的，我在上海遇到一位非常著名的企业家，他对我说：江泽民真是非常了不起啊！他说的这个三个代表理论是个了不得的创新。他进一步解释：一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第二个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第三个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第三点共产党说了几十年，从来都没有落到实处，但为什么要提呢，有道德作用，前两条才有实际意义，他说，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还是我们。一句话，谁有钱，谁牛皮就代表谁。第三步，到了去年，“七．一”讲话又进一步让私营企业主入党，从政治上为私营企业主开了一条非常合法的通道。我不是反对私营企业家入党，也不是反对给他们政治地位，但是你要和后面的几个政策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现在这个政府 履行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个标志政府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听起来很好听，也很现代。实际上它就是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近几年高等院校的收费，师范院校基本是以每年38%的幅度已连续长了三年了，那么清华北大的上涨幅度高达50%以上，这样一来中国的下等阶层和贫困人口就没办法读书了。根据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包括亚洲四小龙台湾、新加坡等等国家） 他们反贫困战略最主要的一条是实行业务教育，通过十年、二十年这样的义务教育法就使这些下层人民的子女读书，慢慢地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减少贫困人口。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报纸上，每年秋季大学入学的时候，连篇累牍哪个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中国的大学生这两年也多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特殊贫困大学生”。这些政策表明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的伦理责任。
第四是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表现在对待下层人民要求自己利益的各种活动的镇压方面。中国人民如果受到这些种种盘剥不作声沉默的时候，他还是人民，只要他们起来聚会抗议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那么立刻就成了敌人。从1995年以来每年500人以上的小规模骚乱大概都是5000起以上，去年高达8000多起。但是在中国政府体制化暴力压迫下，中国人民这些反抗还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敢讲真话的知识份子实行各种各样的管制、压?F策，与过去以前的做法不太相同，84年时他们还没有国际经验，每次要整什么人都要下文件，下发到各级让大家学习，现在不再采取这种做法，他们通过电话来传达或口头传达不准记录不准录音，然后也不准向外面宣布是哪个部门让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那么罪名也很好笑，现在再不是说什么政治上的东西，不用这种借口。要么就是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用“泄露国家机密罪”。而且借口也很好笑，那次下达布置我们12个人不得在国内发表任何东西，人家把那个传达的内容告诉我，其第一句话就说不准让这些人猎取名誉，而不是说不让我们说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都成了一群“沽名钓誉”者。
那么到现在为止有人要我描绘中国社会前景，我说这幅前景我大概若干年前已经描绘出来了，就是中国社会正在朝著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印度化、印度尼西亚的道路走。这些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其特点是各级政府再也无力执行自己的法律，各级官员谋取利益正好是以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为前提， 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我都要阅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查院”两院的报告，就发现一个事实：贪污腐败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也越来越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表明中国反腐败是有成效还是没成效。有成效为什么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我批评中国现在已进入一种制度化腐败阶段，也讲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的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贪污的倾向，也讲在依靠目前这种同体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的办法不能有效地反腐败。那篇文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3月在湖南《书屋》杂志发表后，中国政府给我的回答挺可笑的。他们一方面派来了两个调查组，一个是中宣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调查我这篇文章出台有什么政治背景，什么人在背后指使我；另一方面是在中纪委的五次全会公报上的一段话针对我。这句话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不是制度性腐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是有能力、有决心反腐败的。”这就似我们文化革命中让全中国人民都唱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第二个特征，就是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著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社会治安的极大问题，也成了犯罪的后备军。我现在稍微讲几句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在改革年中间现在已成为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占中国人口的70%的农业只能给中国的GDP提供18%的份额，也只能给这个国家财政收入提供10%，那么就是农民提供的这些还有许多不是来源于农田收入，而且农民在外面打工赚来的钱交的。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的税赋特别重，最高的高达48种，最低的是34种，其中中央政府规定要收的大概是11种，大多数都是地方政府要收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收在这边，要理解中国的税制，中国的分税制。中国从1995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就把“海关税、烟税、酒税还有证券市场占的印花税等70%归中国财政，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它在地方开辟税源，而中国政府的政府建制是建筑在镇一级乡一级，乡一级也就是几个国家干部（国家付工资），其他的许多人就是要农民拿钱来负担的。有几个地方的调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的农村干部如一个农民写信他的乡干部在1978年时是36个，到了98年他的乡里有380多个干部。农民的人口在增加，土地在减少，负担的干部在增加，所以现在中国的农民已苦到了极点。那么现在种田不但没有收入反倒要贴钱。在《南方周末》上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登了一个事件：湖北的一个农妇种了一亩地一年投入种子、化肥的钱是380元人民币，卖掉粮食的钱是330元，她那一年的劳动全部白花不算还要填五十元钱进去，她跟乡干部提出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也种不动田了，我把田退给你们，我也不交税了。村干部不但不同意还派村里的治安队员把她打了一顿。农妇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中国历史几千年从来只是听说农民没有土地种很惨，没有听说过有田不种还要强迫他种田自杀的故事。中国到现在还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安农以安天下”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所以我相信这一个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现在中国已没有土豪好打，也没有田地好分，土地都在农民手里，每个人是0.6亩，现在的问题是要给这几亿中国农民造饭碗。随著科技的进步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九亿农民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受过技能训练，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他们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第三个特征，地下经济高度泛滥。我们中国有个经济学家杨邦（音译），他计算了一下，他说中国的地下经济为中国的GDP至少贡献了三个增长点（3%）。他怎样计算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大家有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中国现在是五色经济：一、蓝色经济是走私；二、黄色经济是娼妓；三、黑色经济是贪污腐败；四、白色经济是毒品；五、灰色经济是介乎于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很多经济部门的活动。那么最后一点政府与黑社会以及黑白合流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从前年起中国抓了几百个黑色集团，有的事例披露出来真的是触目惊心。例如浙江温岭的张会（音译）就有68个政府官员和这个黑帮头目是朋友，包括市长、市委书记、市常委成员、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几乎全是张会的座上客，张会自己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又还是全国著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他的家门口有一块温岭市公安局挂的牌子“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又如东北的刘勇（音译）与副省长都有联系。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再加上外国资本三者形成了寡头统治，这一点我想就是中国未来的统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