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我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从未有丝毫怀疑我的丈夫是在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我的丈夫，一个美国永久居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完全知道他的选择对他意味著什么。我明白，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关心和探索中国如何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包括对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理性抗争的讨论。

在我争取各方面同情和帮助我丈夫的过程中，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泛的、温暖的同情。同时也遇到一个障碍，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既然他是用他人的护照进入中国，违反了法律，那么就应该接受惩罚。这种想法始终给我留下阴影，相悖与我对公平的认知。我想，这些人恐怕并不知道事实的全部吧。

1989年，中国政府把军队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时我的丈夫还是伯克利的学生。对于建利来说，仅仅是愤怒是不够的。他必须行动起来。他先把学校里的同学组织起来，然后代表这些同学飞到北京，公开表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支持。他在那里一直坚持到了6月4日中国政府镇压的那一天。这就是他所谓“违法”的第一步。杨建利与中国政府对立的这段经历仅仅是许多中国公民同样经历过的故事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先是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无辜的市民，然后把那些公开反对其暴力镇压的中国公民放在黑名单上，让他们永远不能返回中国。我丈夫的名字就在那个黑名单上。政府已多次拒绝他延长护照的申请。更有甚者，中国政府声称，象杨建利那样的反对者不仅与中国人民失去共同认知，而且他们自己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政府还声称，像我丈夫这样的人离开中国太久了，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人权状况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好的”，且批评中国政府是在帮助中国的敌人。

如果杨建利“违法”了，让我们先假定他应该为他的行动受到“惩罚”，那么中国政府做到公正和执法了吗？ 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依据中国的法律受到公开和公平的审判。但事实上，杨建利一直被单独囚禁关押已经超过六个月，大大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限。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关于我丈夫关押在何处或被捕的任何通知。我对他的现状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一无所知。就好像他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为了找到他，我五月份飞到中国。然而立即被强迫送上了下一班返回的飞机。直到几个月以后才通过外交上的压力，从美国国务院得到了他被中国政府拘留的简单答复。法律的尊严何在？一个政府这样的行为不但是非法的，简直就是不文明的。

回首往事，我想杨建利本来是可以留在他的象牙塔里的。也许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数学教授，正平安地与妻子儿女们在一起。是1989年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为了他所热爱的祖国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好未来选择了走现在的道路，奉献著自己的人生。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和政府学博士的时候，三与创建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作为他事业的一部分，这次他决定不计方式地要回到中国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实地考察当时在中国东北发生的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活动。这一事件被中国政府封锁消息，不被外界报导。

在杨建利进入中国后(我们以为成功地进入了)，他给我往家里打了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正在天安门广场上骑著自行车。尽管背景噪杂，他纯真的欢笑清晰地传了过来。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为了争取回国的权益所受的苦累，而这一刻他能如此欢快地畅游在那片熟悉又亲切的土地上，那份感受不禁令我泪流满面。但是几天以后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联系。

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的担忧可能会让我不同意他去中国。但作为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我坚决地支持他认定是正确的选择。他的行动不是为了与法律对抗，而是为了争回他所失去的应有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建利所崇拜的甘地说的再清楚不过：

“人的不服从是一个公民与生具有的权利。他宁死不会放弃。”

摘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