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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曝光江泽民(五)──葬送中华民族生存根基的黑政
第五章 葬送中华民族生存根基的黑政 古老的“天人合一”理论中包含了深厚的道德因素，包含了古人对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在固有法则制约之下互相依存、相互作用的深刻认知和理解。“国泰民安”是指国家自然领域中良好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也包含人的道德操守，以及人为活动在符合自然规律和特性的理念指导下的良性状态。考察历史上的昌朝盛世，无一不如是，“天人合一”，敬天知命，顺应自然特性，遵循因果规律，在尊重生命、恪守人性和维护自然的同时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 “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人与自然生存空间之间生成的合理状态。人为地打破这种状态，也就必然会造成人类生存的巨大危险。那么人类在道德败坏时所出现的为满足人贪婪的欲望而无所顾忌地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无疑是在葬送人类自己生存的根基。 仅在2002年的半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演绎着各种灾难：内蒙古森林大火，北京沙尘暴，吉林四川地震，云南泥石流，江苏河南大冰雹，湖南郴州山体滑坡，整个西部暴雨连袭、洪水成灾，华北14 个省市区发生大面积干旱和蝗灾，东南沿海发生大范围赤潮……[9]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席卷华北14省的蝗虫干旱和肆虐江南的特大洪水。 进入6月份以来，中国山东、河北等14个省市区发生了大面积蝗灾，面积比去年同期扩大了10%，北京青年报引述农业部蝗灾防治指挥部的调查说，距离北京300公里的飞蝗重灾区天津大港区，发生重灾的地方每平方米的蝗虫密度已经达到了4000至5000只，密密麻麻的蝗虫压弯了芦苇。[9] 八月，近百万人在长江洞庭湖一线与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搏斗，在有了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的生死经历之后，今年又一次与不期而至的洪水较量，仍然使840万人受到洪水灾害的影响，60万人被从家园疏散，2万7千座房屋被毁，直接损失达几十亿元。[9] 另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寿嘉华指出，今年中国大陆最新的地质灾害，到目前为止共发生两万五千九百多起，造成五百一十五人死亡，七十四人失踪。法制日报报导说，中国大陆地质灾害造成了大量民房被毁，部份铁路、公路中断，数千亩牧场、农田被冲毁，经济损失近二十亿元人民币。[9] 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水旱灾害基本上呈逐年加剧的大趋势，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自然灾害不仅频繁发生，而且程度越演越烈，灾害面积越来越大，赤地千里、洪水滔天，人民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说：“大自然从未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 当我们冷静地思考人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能不指出，中国当代独裁者江泽民当政十三年来，抛弃了古老的“天人合一”、重德行善的为君和做人的理念，膨胀了人的贪婪和欲望，无视自然法则，使中国的自然生存环境在长久挥霍滥用和疯狂攫取的蹂躏之下，经历了最后的摧毁过程。“中国已经从一个具有‘天人合一’生态观的古老文明堕落为一个带有末日狂欢特征的百无禁忌的国度。” [郑义] 江泽民在摧毁道德文明的同时，也葬送了民族生存的根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所未有的深重灾难。 一．趋利忘义与“短期行为” 古人早已看到道德以及自然法则的无形力量对人类生存的作用，故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等等深邃的为政理国之教。江泽民无德理国、亦无能治国，他凭藉一朝“皇权”在手，把中国带进了可怕的道德和生态荒漠。 “1995年春天的一段时间内，每天清晨，在通往云南省志奔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乡间公路上，都有数十辆拖拉机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山里。盗伐者们的目标，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珍稀树种‘红豆杉’。奇怪的是，他们要的不是木材，仅仅是剥取树皮和枝叶。大大小小的山沟里，躺满了被剥光树皮的裸树，溪河里浸出的红色树汁仿佛是鲜血……成百上千持刀提斧的山民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盗伐狂潮，无人能够阻挡。 根据云南省政府和国家林业部关于加强管理保护红豆杉的通知精神而印制的《保护红豆杉树种严禁砍伐破坏的紧急通告》，张贴到乡村街头巷尾，一夜之间竟被全部撕毁，只留下碎片在风中飘舞。 森林派出所三名干警进山制止。盗伐的男人们躲入密林，女人们则不顾廉耻，脱光衣裤护住成堆的树皮，耍赖刁缠。森林公安的支援队伍，在一片刀光斧影之下被迫退出。 ──“红豆杉”到底是什么树？为何能引起如此之群体性颠狂？ 红豆杉贵为提炼紫杉醇的原料，而紫杉醇则是世界上目前最昂贵的治癌药物。国际市场价格每公斤800～1100万美元，比黄金高出数百倍。志奔山位于怒江与澜沧江峡谷之间，海拔4100米，终年积雪。这里物种丰富，散生着当地人称为紫金木的红豆杉。1994年初，澳大利亚植物学家以考察这里独特的二十余种杜鹃花为由，进入了这片原始森林，采集了红豆杉枝叶标本。不久，澳大利亚科研机构发表了惊人的消息：云南志奔山红豆杉的紫杉醇含量高达千分之一，高出迄今已发现红豆杉树种的紫杉醇含量一倍多！在世界红豆杉资源大量减少之时，这条消息引起了海内外专家们的惊喜。随之而来的则是红豆杉的浩劫。” [1] 红豆杉的故事告诉我们，对自然资源野蛮攫取和破坏不计后果的疯狂行为背后，是追逐利益的贪婪心理和无所顾忌的精神沙漠，为了眼前、即刻的利益而为所欲为，这种被定义为“短期行为”的人类活动，在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存环境中造下无穷祸患。 在行为方式上，这种史所罕见、有悖于人类理性和道德的“短期行为”，已疯狂到不惜毁弃土地、森林、草原、河湖、海洋、空气、矿产等一切基本生存条件，因此在实质意义上说，“短期行为”无疑也是自毁行为。将人类道德视为维系人类命运的根本应是毫不过分的，因为人类的一切行为竭源于道德，生存环境的危机和各种灾害的肆虐总是伴随着人类道德的败坏而发生。 森林的乱砍滥伐、哄抢盗伐，渔业的酷捕滥捞，废水废气排放的禁而不绝，以及疯狂的盗猎走私……，一切对于生态资源和环境挥霍破坏的“短期行为”，在江泽民当政的十三年中都存在，而且相当具有普遍性，对生态的摧毁程度远远超过对它的保护，中国的生存环境因此而呈现岌岌可危的现实。 资源的原始意义仅指人类生产活动所直接需要的自然资料，如土地、河流、近海、森林、草原、矿产、能源、动植物等。环境意识的深化，使资源的外延扩大到包括海洋、大气、沙漠、湿地、冰川、极地在内的整个生物圈。这些过去被认为极其遥远的因素，实际上都参与了对人类生存权的裁决，任何一环都是生命之环。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造成人类社会的崩溃。[1] 仅以森林为例，在资源贫乏，采育失衡，乱砍滥伐和哄抢盗伐，成材濒竭，以及人工林生长成活量极低的大国情下，据九十年代中期官方统计数字，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3.92%。[1] 我们暂且不论这数字与实际有多少差异（中国目前的森林覆盖率可能在9%上下[1]），也先不论其对中国森林濒于枯竭的灾难性局面的虚假掩盖，仅就这个数字本身，它也已经与被国际共识的20%森林覆盖率的国土安全线相差很远。这意味着中国森林资源的极度匮乏。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其综合效益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污染、增强土壤肥力、削减洪峰、防止水库淤积、减免旱灾、提高作物产量、保存物种及提供木材等等；森林的木材效益仅为综合生态效益的1/10以下。简单地说，森林不光是木头，森林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复杂的陆地生态系统，在维持生态平衡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 长期以来，利益为先和“不捞白不捞”的主导思想加上森林只等于木材的短视观念，使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被人为忽视。当森林几近被砍光，严重的生态危机逼近之后，森林在维护和协调人与大自然之间和谐关系方面其它不可忽视的效益，才开始得到人的关注。然而，森林这些原本为人类提供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效益，却被道德沦丧到疯狂程度的人类自己给断送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美好景致早已被秃山峻岭、裸岩贫石所取代。 在“天人合一”理念中抽走了人所应当遵守的规则，那么天诛地罚也就成为自然了。中华民族正在尝受毁弃道德、摧残自然的深重苦难：水土大量流失，土地严重荒漠化，江河通航里程减半，水库库容减半，湖泊面积减半，主要江河泄洪能力下降20%，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七大河渐成悬河，二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耕地和70%的产值处于江河洪水位之下，水资源剧减，过量抽取地下水造成一系列毁灭性后果，黄河等江河断流…… [1] 一切“短期行为”都是以强大的利益争夺作为精神支柱的。江泽民当政后最大的“政绩”，莫过于营造了一个使人的道德走向彻底沦丧的黑色漩涡，中国人的道德基石在贪婪、欲望、享受和掠夺的利益角逐中被冲垮，人的尊严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丧失了应有的位置。 二．私囊中饱与为祸无穷 中国人的利益争夺不仅表现在普通百姓之间的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在相当层次的官宦阶层中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者也比比皆是，甚至当政的高层官僚集团和江泽民本人，也无不以权谋私、挥霍民脂、贪污腐败。整个中国在江氏黑政的统治下，面临着人类道德底线的严峻挑战。 然而，当官的不讲道德、唯利是图所作出的大型生态工程的黑心举措，带来的是对国计民生的更大威胁。自修筑万里长城以来中国最大的工程——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就是一个被称作“祸国殃民”工程的实例。 自古以来，中国有河患而鲜有江患，盖因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可调蓄洪水的低地与湖泊。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代森林植被劫掠式破坏造成的严重水土流失加上“短期行为”的盲目围垦，长江流域最后的行蓄洪能力缩减为五十年代初的十分之一，长江水患愈演愈烈，长江最后一道破洪保险屏障——天赐分蓄洪区的洞庭湖已日渐衰亡，而且水患不断。[1]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召集四百多位专家，分成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十几个专题组，进行三年“论证”。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三峡工程“上马”。为了防止工程生变，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制止公开争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也指示：“对国内的不同意见，不辩论，坚持正面宣传。” 然而长期以来，原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大批专家、学者不断质疑三峡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议案时，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顾当时江泽民政府的压力，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成为一党制度下的政坛奇象。[6] 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前景在经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之后已如暗礁出水，但仍无法阻止上马的狂热。从表面上看，三峡工程既有可行性报告，也有审查程序，似乎具备一个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论证和审批环节，但实际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审批和施工，都由同一个部门负责。这种特有的论证审批施工一体化，逃避了多层面和多角度公正合理的监督制约，压制了不同声音，为利益集团提供了掩人耳目、堂皇获利的方便。 那么三峡工程究竟有多大油水可捞，以至使这些“高层”的逐利者们不惜冒着留下千古罪名而将这“中国最大的祸国工程”送上马？ 根据吴道平先生分析：一是凭空多出一个省级单位，这意味着二三十个省军级、数百个厅局级空缺。那些原本在京城里哭穷的小京官，一旦外放，混得好，几年一过就是封疆大吏，锦绣前程。二是几千亿投资，天文数字，经手不穷。专车新居，势所难免，这是明的；暗的，即便仅仅是“雁过拔毛”似地剥一层皮，千分之一中饱私囊，也是上亿美元。[1] 在此我们又看到了道德败坏后逐利之心在事关未来国计民生的重大抉择中所充任的角色，当年吴道平先生的分析，我们通过三峡工程上马十年来种种惊人的犯罪得到了证实： 以三峡移民工程庞大的工程款项为例，它已成为当地地方官员觊觎的目标，并已经有百名官员因为贪污挪用资金而遭查获。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自从三峡工程开工以来，重庆市和三峡库区各级检察机关，已经先后查获近百名贪污受贿、挪用移民资金犯罪的大陆官员。中央社引述中新社报导指出，三峡库区检察机关自1997年以来，侦办三峡地区移民领域职务犯罪89件，涉案人数高达97人。[1]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郭树言于2002年9月12日说，三峡工程动工十年来共发生贪污、挪用公款案234起，涉及人员267人，资金4200万元。[2] 三峡工程已成为中国官僚阶层道德沦丧、腐败透顶的铁证。 三峡工程起初被认为应“有利于防洪、发电和航运”，然而在剔除一切虚假数据和人为舆论之后，真正经过科学论证的三峡工程却被历数七大弊端：一、防洪效益纸上谈兵，二、发电效益难以落实，三、航运效益功不抵过，四、生态效益“弊大于利”，五、泥沙淤积危害巨大，六、移民问题难以解决，七、难逃经济破产结局。[7] 三峡工程人为制造的灾难将使近200万人要被迫迁离故土家园、600公里长的库区将淹没10万公顷宝贵的良田和1,300余处文化古迹，长江流域将遭受难以预料的生态环境破坏。 三峡工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工程，中国政府曾希望国外有人投资，但一个也没有，至今的投资者仍是中国政府自己，所有风险都只能独家承担，每年近百亿元的投资使国家财政负担沉重。[3] 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时声称总投资为五百七十一亿元人民币，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仅建坝、移民和发电设备这三项就涨到了二千零三十九亿元，然而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陆佑楣向朱镕基报告说，三峡工程实际至少需要六千亿元。[6] 据《华盛顿邮报》引述大陆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师指出，预计二ＯＯ九年竣工的长江三峡大坝工程，自开始兴建当日，已问题丛生。任何意外都可能造成灾难后果，威胁到数以百万计的人命安全。一名参与计划的工程师更警告，目前问题已到达「积重难返」的阶段。他说：「中国现有的制度似乎无法矫正这样大的错误，我们的领导担心，如果真能矫正错误，政权就会垮台。」[4] 在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中，江泽民难脱干系。 1992年11月14日到1993年6月14日的七个月中，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先生抱着对中国的水利事业和对中国人民负责的热忱，连奏三书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的江泽民，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坦言陈述“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和对水利方面的意见，并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提出“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8] 对于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制止公开争论三峡工程问题，黄万里先生分别在三封信中一再表示，“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安排会议公开讨论”，“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款款致信如石沉大海，昭昭热忱被漠视冷落。即使他 “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尽管“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并在1994年1月25日做出了一个公民所能做的最后努力——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 “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黄万里先生的道德良心碰撞的是江泽民肮脏的政治需要，权为我操，力为我用，益为我取，江泽民压制了黄万里先生的劝阻说理，为三峡利益集团的贪污腐败开通了绿灯，更将中国推向了“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8] 的不复深渊。 江氏黑政对道德的毁弃是空前的，它用收买、纵容、庇护官场腐败来拉拢亲信、培植羽翼、丰满队伍，使当官的在拾人牙慧、受人之私甚至甩膀大捞之后，不得不为其效劳和歌功颂德，以免反目招致杀身之祸。中国官场出现了史所少有的黑暗，三峡工程是官场腐败的佐证，刊登在2002年8月23日英文版中国日报上四千贪官污吏携公款五十多亿外逃的惊人消息是又一例佐证。不能不说，江泽民是毁坏人类道德基石的直接肇事者。 从生态平衡角度讲，水旱灾害归根结底缘于森林植被的破坏。那么治理水旱灾害的首要有效措施应是治山——植树造林。清人赵仁基《论江水》一文说：“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 能治山者才能治国。这一明白而顺和自然规律的道理因为违背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认定的“合理”举措，于是指鹿为马，上下勾连，大建其坝，假公济私；在治水工程科学性上，他们又违反了自先民大禹以来以疏导为主的科学思想，层层堤坝，四方围堵，哪怕洪水滔天，黎民涂炭。[1] 我们看到，在攫取利益之心膨胀到吞噬了道德，自我之私取代了必须遵守的理念时，“天人合一”被贬斥为可笑的封建思潮，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自然法则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可以被踢开，不同意见可以被压制，人民生命可以不理睬，国家未来可以不考虑。这就是江泽民的“政绩”！ 二千多年前老子曾告诫人们：「妄动则凶」。江氏黑政为了创造“丰功伟绩”、平复官僚阶层和百姓的不服不满，收买纵容，怂恿和庇护利益集团假公济私、获取暴利，悖逆“天人合一”和人类道德，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长痛之灾。 三．“高速增长”与生态灾难 1989年对席卷全国数百城市的民主运动实行武力镇压之后，非民选而当政的江泽民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来自社会和党内的严重质疑。 如何平服不满、稳定政局和提高个人权威，成为江泽民政权必须解决的问题。 无能无德的江泽民承传了中共老祖先们以虚假繁荣赢得政局稳定的为政基因，紧紧抓住国民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的救命稻草而炫耀于世。对于为了维持这个“高速增长”而牺牲资源与环境的惨重代价，及其对整个民族生存造成的危重灾难，江氏黑政则作为“国家机密”对百姓欺瞒。 中国“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不计成本的高投入、高消耗。这种拼资源、拼投入、拼消耗的“高速增长”，成为超强度榨取生态资源和毁坏生态环境的毒根。只要能满足黑政需要，尽弃一切人类所应遵守的理念，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焚林而猎。这一悖逆自然法则和人类道德的为政方式，把资源贫乏、生态脆弱的中国引向了高速枯竭与生态崩溃。 我们以1997年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7.48万亿元，而未计入成本的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破坏则为21.54万亿。根据不完全的粗略的估算，“高速增长”背后，资源及环境的浪费与破坏竟高达每年21万亿以上。（注意：这21万亿并非支撑中国经济的全部资源及生态成本，而主要是资源及生态的破坏及浪费。全部资源及生态成本还要高。）如果将这21万亿计入国民生产成本，则全国人民终年辛劳所换来的，竟是相当于总成本1/3的“收入”，或相当于3倍产值的资源环境损失。[1] 如果我们用火灾和地震这种形象的方法来折算一下，那么每年21万亿的资源和环境的浪费与破坏就相当于2万1千个大兴安岭火灾的损失；21万亿就相当于1千4百个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损失。[1] 经济学家杨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是一个预测数字，到了我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 [1] 为了死死维持这个关系政权合法性的“高速增长”，江泽民高喊着“以德治国”，在拉拢收买、纵容包庇的软刀子背后，挥舞着手中生杀予夺的大棒，裁决着各级政府官员的生死存亡，政绩——乌纱帽效应成为江泽民“以德治国”的桌上菜。 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指标层层加码到各级政府，上级要求的政绩成为下级官员的紧箍咒，各级地方政府被要求增长率和财政上万无一失的确保，达不到上级要求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就被夺去顶戴花翎。因此，各级政府不得不在统计数字上做游戏。 政绩指标由上向下层层压来，统计数字由下向上层层虚假，最终的根源无疑要追到中共最高层。在有效监督基本真空的制度中，正是中共最高层对政绩的迫切需要，鼓励着纵容着各级政府的欺上瞒下。[刘晓波] 国家各级政府官员中普遍的道德败坏，不能不说是江氏黑政“以德治国”的一大“政绩”。一个厦门远华案，暴露的只是冰山的小小一角，却已涉及高官上百人，走私金额800亿。中国每年花在豪华轿车和公款吃喝上的钱，2 000亿恐怕打不住 ，它是国家每年10几亿治理经费的近200倍。[1] 江泽民及其政要们在中南海一次性的清淤清污工程，就动用10亿国库钜款。江氏黑政统治期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 江泽民口头上也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在国民经济持续性“高速增长”的死令下，在彻底毁弃了人类道德理念时，中国的森林资源、水资源、能源和其它战略资源，已经被攫取、消耗和污染殆尽，生态环境被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水资源枯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已毫不留情地使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面临严重危机。 了解目前世界上和古代历史中关于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认识，也许会帮助我们认识目前中国所面临生态灾难的严峻程度。 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危机，第一个就是土地荒漠化。人类已经认识到，荒漠化的危害甚于水灾、地震等各种触目惊心的灾难，它冷漠的扩张所毁灭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与环境、社会与文明，并且很难甚至永远无法重建。 据《汉书》记载，一千三百多年前，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上，有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增加到五十余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楼兰、且末、精绝、于阗、皮山、渠勒等。这些古国大多建立在河流下游，水草丰茂。但兴盛数百年后，全部毁弃。 关于这些古国毁灭的原因，学界已大致取得共识：生态灾难。1979年，美国的权威刊物《科学》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同希腊文明一样古老的玛亚文明，其突然崩溃的原因是水土流失…… 中国大陆水土流失的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面积的将近40%。[5] 它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每年有100多亿吨沃土付诸东流，相当于流失1000万亩耕地上的30厘米厚耕作层，其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于全国化肥的年产量，而有机质的损失则极难弥补。 水土流失加剧的最终结果是国土荒漠化。在这些水土流失的土地上，荒漠化正在继续完成著生态环境逆演化之顶级阶段：无树、无草、无水、无土的不毛之地。[1] 国土荒漠化意味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急剧缩减甚至枯竭。在中国地图上，从东北的瑷辉到西南的腾冲画一条直线，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稳定在这样的状态：西北土地面积为全国的64%，人口仅占5.6%；东南土地面积为36%，人口却占94.4%；因此，中国文明重心倾斜东南，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百余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徘徊。[1] 试想，随着这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严重荒漠化，未来将会怎样？ 水资源情况如何呢？中华民族发祥于两河文化，而如今中国人均淡水却仅有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枯竭和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五十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1] 在我们谈到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时，我们又看到了人类为了利益而放弃道德所造成的自毁状态。 中国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大多只是单纯地追求产值和盈利，而不会去为治理生产活动中造成的废水、废气支出费用和精力，环保不生财，在公益道德已堕入深渊的社会里，在人的生存需求和未来无可预测的社会群体生活中，失去道德和人格的经营者，绝不会具有为他人、为公益、为未来的考量，破坏性行为方式便司空见惯。[1] 在中国，80%以上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污水和大量的工业废气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水和大气当中。 按中国自己的标准，不能饮用的河水，已占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七大水系的近40%河段，和流经城市的78%河段。另据水利部最新调查结果，中国700条总长10万公里的河流，符合饮用水标准（中国国家标准一、二类）的河段仅占32.2%；被污染而不能饮用的河段，已占67.8%。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9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的话来说，“中国5万公里主要河流的3/4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全国城市地下水污染面已达50%。[1] 日趋恶化的水污染，不仅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也使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得痛苦不堪。以淮河水污染为例，沿淮地区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1] 大量恶性社会冲突已势在难免。由于严密的新闻控制，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大多为社会所不知。 据新华社1995年11月底报导，中国环境科学院动员了1 400多位科研人员，经过历时三年的努力，于1995年完成了题为《中国酸沉降时空分布规律研究》的报告。这个全国性的大规模酸雨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大陆酸雨区已经覆盖了整个国土面积的40%，并且在迅速扩大。 据1998年春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一份例行报告证实，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分别是导致城乡居民死亡的第一病因，死亡率分别为10万分之135和10万分之147；在各种癌症中，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和大量吸烟而患的肺癌又名列第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癌症高发地区，肺癌尤甚。呼吸系统疾病已成为城乡居民第一致死病因。 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为无数历史上的盛世明君所恭行，也带来了无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辉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融，表现为人类行为对于自然规律和特性的遵守。二十世纪末以来的江氏黑政，强化了人类的私欲，毁弃了古老的道德文明，中国所表现出的疯狂而非理性的行为，摧毁了自然生态环境，以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无视道德、无视自然、无视人权、为所欲为的特有黑政葬送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尝受不尽的灾痛。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或由于统治者个人的权欲与专断，或由于民族的某种利益，中华民族曾经历过诸多劫难。然而，没有哪一次战乱，或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在和平年代里毁掉维系民族文明的道德和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 四．无视人权与生命灾难 “天人合一”理论中包含了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同时也尊重生命本身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事实上，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也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文明的核心都是“人”，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真实体现。 非自愿的移民方式，摧毁了家庭、家族、社区与社会和环境之间在漫长岁月里所形成的关系。人们经过若干世代调适才趋于完善的生产——生活体系（农、林、牧、渔、商、宗族、历史、习俗等等）被外力所破坏；人所赖以生存的熟悉的自然环境（土地、山林、河流、房屋、道路、村落等等）也被无情地剥夺；顷刻之间，移民们经历了社会解体的深刻痛苦，在强大的社会、心理、生理压力下变成了一些孤独无助的家庭或个人。倘若其结果又降低了原本不高的生活水平，移民们将无法重建生活而陷入永久的困境。[1] 江氏黑政在强行榨取自然资源和对生态环境进行“合理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中，迫使成千上万的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而这种非自愿性迁移意味着移民将永远失去他们生命个体中的一部份本质。大规模移民，在人权意识健全的西方是难以想象的，而在江氏黑政下，却只不过是一纸必须服从的行政命令而已。三峡工程移民数量据称在150万人以上，[1]“百万生灵涂炭”并不是戏语！在生态灾难的同时，江氏黑政还制造了生命灾难。 无视基本人权是造成生态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生命灾难的重要原因，人的因素在江氏黑政的决策中不占有位置，只要黑政需要，人可以被任意摆布。 我们看到，在大型工程的决策中，如果把基本人权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政治利益集团与水利工程集团的既得利益置于首位，类似三峡等大型工程的上马自然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也许会采纳当初反对派提出的在上游及支流人烟稀少地区分散建坝的方案，生态环境因而也会受到保护，百万的生命灾难也会得以避免。 然而，无视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使生态环境遭到了大范围破坏，生态急趋恶化最终又严重破坏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越大，就越有“理由”忽视基本人权……江氏黑政使中国在无视生命人权和毁坏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中走向绝境。 另一个江氏黑政无视生命的例子是，官方治理环境污染所采取的种种“紧急措施”，却是转嫁危机，转移灾难，比如把高污染产业和排污严重的旧车、国产车从北京“禁止”到外省，把都市的污染“禁止”到乡村……这其中又凸现了损人利己、强化私利的道德危机，保官宦而不保平民，保京城而不保疆域，而转嫁灾难的结果，则是加剧社会不公，在城市居民已有的种种特权之外，再加上环境安全的特权，而贫病交加的农民和乡镇居民则活如草芥，雪上加霜，死活不保。 人生可贵，人权天赋不可剥夺。自由而信守道德的人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息，敬天知命，顺从因果定律，遵循自然法则，既是一种初始的自然状态，也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所应有的状态。 江泽民黑政，既不遵守自然法则，也不尊重天赋人权，十三年“政绩”滔天，败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也葬送了中华民族生存的根基。“既然自然界也是人的本质的一部份，既然人已经不成其为人，那么，自然界也就不成其为自然界。”这就是江泽民黑政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劫难。 主要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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