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社记者焦兴华撰文报导，近年来中国大陆保持每年超过百分之七的高经济成长率，吸引大批外资进入中国大陆，但是每年遭腐败贪污的民脂民膏更是天文数字。江泽民曾在多次场合把反腐败问题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然而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愈反腐败就愈腐败。

这其中问题的征结在中共抗拒民主政治体制，坚持「党大于法」，所有贪污官员涉案都是「先党纪、后国法」，案件先交由上一级党组织的纪检单位查办，在内部权衡各种利害关系、社会影响、人脉渊源，甚至先定出判决量刑共识，再交由法院审理，这就给贪官污吏大开方便之门，有机会找关系保命，贪污腐败当然层出不穷，如洪水般一发不可收拾。

江泽民主政十三年，愈反腐败就愈腐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江泽民把反腐败当作政治斗争的手段。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遭到整治，与江泽民警告李鹏有关。在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江泽民严办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姬胜德，而不追究前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儿子，也是出于政治考虑。造成那些「政治站对边」的贪官污吏有恃无恐，贪污腐败就愈演愈烈。

中国大陆近年来爆发的重大贪渎案件，可说是层出不穷，其中最轰动国际的是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主嫌赖昌星贿赂中共官员数百人，金额高达八百亿元人民币，刘华清和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都在赖昌星供高干玩乐的「红楼」题字捧场。但刘华清是邓小平授命扶助江泽民第三代领导核心，压制军方反江势力的「顾命大臣」，贾庆林是江泽民的亲信，当然最后一切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另外涉及中共高官副部长级以上大案尚包括，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贪污案、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贪污案、前光大集团朱小华贪渎案、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贪污案、辽宁渖阳市长慕绥新贪污案、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集体贪污案、前深圳市副市长王炬、前华润集团董事长朱友蓝、前中信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周文吉等贪污案，中国大陆从东海之滨至偏远的边疆处处有贪官。

此外，外界曾报导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海关几乎已被腐败份子攻陷，海关总署直属的十三个海关高官，都因收受贿赂遭到撤换查办，包括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广东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福州马尾海关关长林水秀等人，反映中国大陆海关形同虚设，走私活动长趋直入。

长江三峡工程也难逃贪官污吏的魔掌，工程总金额达六千亿元人民币，成为贪污官员觊觎对象，三峡经济开发公司经理金文兆，将三峡建设基金中十二亿元人民币偷汇入海外帐户后逃之夭夭。

中共三令五申反腐败，而中国大陆仍腐败丛生，除了一方面显示反腐败无法遏阻腐败的庞大势力外，另一方面是「刑不上皇亲贵族」，江泽民等家族或亲信卷入几件贪污案件，例如外界盛传，江泽民的外甥邰展因炒作房地产欠扬州工商银行一千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被告上法院，最后没事。因涉及中共高层的利益及权力斗争，执法部门采取「放大捉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大案小办、小案不办」，这种选择性办案助长了贪污温床。

中共官场贪污腐败迅速恶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干部普遍对中共政权失去信心，怀疑「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而且官职愈高，对共产党的前途愈是没有信心，以至「高官腐败」成为中国大陆腐败的新现象。

北京政权反腐败口号喊得响，但却无法遏阻官员贪腐，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权力制衡的制度。中国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即明确指出：「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是透过制度建设预防腐败，反腐败是治标，防腐败才是治本，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从制度入手。」胡鞍钢一语道破，中共贪污腐败是体制上出了问题。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权力一元化的程度愈高，腐败的需求愈大。中共十六大如果不能解决只有经济开放而无政治改革、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不协调问题，这个中共政权结构性弊病，就将继续为祸中国大陆，成为中共的宿命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