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过后，江泽民踏着爱国学生的鲜血登上了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的宝座。但江泽民非常清楚，在威望和资历上，他绝对无法和前两任独裁者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另一方面，在六四屠杀中，江泽民没有直接操刀上阵，但却分得了最大一杯羹，引起中共内部其他派系和地方山头的不满。在王座未稳的情况下，捍卫其政权与军权和证明江泽民继承红色王朝大统的合法性便成为江系人马的当务之急。

当时中共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余年，但只改经济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由此造成的贪污腐败和人民的反对声浪与日剧增。江系智囊经过研究，建议江泽民从反腐败和发展经济入手，以“清正廉明”的形象出现。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消除人民对中共无力治理贪污腐败行为的失望情绪，暂时缓和矛盾；还可以此为契机瓦解反对派系和地方诸侯，为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为其坐稳宝座铺平道路。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中共历来就有在政治运动中利用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打击对手的传统。江泽民也未能免俗，“反腐败斗争” 便变成为江泽民打击党政军中异己，强化巩固“皇”位的必要手段。其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在一九九三年公布了“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几项工作的决定”，针对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提出「十一不准」。这成为日后江泽民打击党政军中对手力量的重要依据。

所谓「十一不准」，包括：一、不准经商办企业；二、不准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三、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四、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个别经批准兼职者，不得领取任何酬劳；五、不准到下属单位或其他企业报销个人费用；六、不准买卖股票；七、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或有价证券；八、不准接受下属单位或其他企业赠送的信用卡；九、不准将单位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十、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俱乐部会员资格；十一、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

江系人马在江登基后稍事休整，就着手削平山头。我们从江当政后中共反贪行动中暴光的一系列大贪污案件中，不难看出江泽民步步为营铲除政治反对派的清晰脉络。

江系人马第一战直指与江素有嫌隙的北京帮。导火索由无锡长城科技集资案点燃，经江系人马深挖猛追，一直烧到京城，最终牵出首都钢铁公司周冠五周北方案以及北京市委王宝森，陈希同案。这一战根除了北京帮，为江清除了心腹大患。北京市后由江的亲信贾庆林接管。

由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大陆地方诸侯依托自身经济实力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帮派势力。一九九三年江开展“反腐败斗争”之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反抗现象，加上各层地方官员间联系密切，使江的旨意根本无法贯彻落实。江泽民于是掀起了第二波更大范围的削潘运动，把打击地方诸侯和军头的行动通过经济整肃全面展开。这场运动最典型的案件当属远华案和姬胜德案。二案背景之复杂，涉案人数之多，地位之高为中共建政以来所仅见。地方土豪和军队实力派人物受到重挫，元气大伤。后续的整肃行动更是势如破竹。原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贪污案被枪决；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河北副省长丛福奎及渖阳市长慕绥新等纷纷落马，使这场运动充满了血腥味。

江泽民借反腐败大行整人之道，并在反腐斗争中明目张胆包庇亲信。江系贾庆林的妻子林幼芳卷入远华案，于是贾庆林在江的授意下在案发后与其妻离婚，并高升至北京市委书记一职，爱护有加。这导致了中共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经济走私犯罪与黑社会犯罪急剧增加。尽管中共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提出将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对策，但是人大代表在表决时，仍对“两高报告”回以历来新低的赞成票，可见人民群众对于官员贪污的现象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江泽民对党外人士也不手软。他伙同其子江绵恒，运用高科技手段追踪，堵截异议人士，攻击法轮功网站，并胁迫一些国际著名因特网服务商同流合污，在因特网上制造红色恐怖气氛。在一如既往地打击地下宗教，民运和异见人士的同时，江多疑善妒的本性使他丧心病狂地扼杀任何在他看来将在可能构成威胁的事物。以法轮功为代表的民间气功团体成为江泽民新一轮镇压运动的受害者，迄今为止已有数千无辜中国百姓在运动中丧生（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死亡人数已超过七千）。发动镇压的唯一原因是江泽民害怕法轮功势力壮大后威胁自己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的统治。江泽民仅因一己之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悍然发动的这场血腥镇压凸现了其残暴邪恶的本质。另外，毫无政治诉求的环保人士和艾滋病工作者也在江氏暴政下遭到整肃。他们本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力量，不想却成为江泽民的阶下囚！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江泽民权欲熏心，皇帝野心和裙带思想极度膨胀。他主政后，其妹江泽慧平步青云，从安徽农学院一个年纪一大把，不学无术的普通副教授直升中国林科院院长，兼任该院党组书记和中国花卉学会会长。其子江绵恒在美国一个三流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不久荣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一贯论资排辈的中科院，这可算是史无前例的了。比如说，另外一位副院长白春礼在中科院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过博士后研究员。他研究成果颇丰，荣誉无数，著作等身。他是中国扫描隧道显微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做中科院副院长名副其实，深孚众望。相比之下，江绵恒只能算是“丑小鸭”了。因此，没有江的授意和操纵，没有中科院某些人的溜须拍马，江绵恒绝无可能当院长。江绵恒还从国有银行贷得巨款（200亿人民币！），与台湾富商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作投资利润极丰的半导体业，并梦想成为电信大王，垄断中国的电信市场。可见江在打击政敌的同时，还着手培植羽翼，妄图独霸中国大陆的政界，商界甚至学界，实现其“家天下”的迷梦。

本章将讨论江泽民专政后一些著名事例，揭穿江泽民“以德治国”，“三讲”，“三个代表”宣传下铲除异己，占山为王，大肆镇压中国人民的真实面目。

１．镇压党内反对派，豢养亲信

（１）铲除北京帮

一九九五年，首钢霸主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下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引出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一时间整个北京市委人人自危，沉浸在一片哀凄之中。“北京帮”帮主陈希同更是惊恐万分，知道大祸临头了。江泽民之所以在这段时间内猛攻北京市委，并不是因为北京市的党风、政纪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恶劣和典型，而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势力同以陈希同为帮主的“北京帮”进行权力较量的一个重要回合。

江泽民与陈希同的矛盾由来已久。话还要从北京亚运会说起。当时赵紫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支援北京亚运场馆建设，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从民族大义出发，在经济代价上不要斤斤计较。例如，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电视现场转播设备远远不能适应亚运报道需要，于是由赵紫阳出面下令征调全国其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西藏电视台的转播车，由北京市无偿使用。当时主政上海的江泽民，一方面不敢顶撞，另一方面又想借亚运为上海捞点油水，于是便提出上海可以承办亚运更多的项目。赵紫阳和李鹏则表示此事由国家体委先与上海和北京共同商量，拿出具体意见来，再由中央讨论决定。但与陈希同交涉时，陈希同自视天子门生，傲气十足，根本不理江泽民，而是再三催促江泽民将中央分配给上海的支援北京的任务迅速完成。这是江泽民与陈希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

江泽民窃据神器之后，有一大批人因为六四事件下台，其中包括胡启立。陈希同逆流而上，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在首都宾馆。陈希同不但亲自出面作陪，而且还殷勤地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此事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但没有想到他请客的地点还是出了问题。当天傍晚，正好有几个日本电视台和报社驻京记者也去日本餐厅欢聚，其中一位“误闯” 首都宾馆为陈希同安排的包间，亲眼见到了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三人同桌觥筹交错。陈希同以为误闯的日本人是普通商人，便没有在意。谁知第二天便有日本报纸披露此事。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将此新闻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递送到江泽民办公室，令江泽民大为恼火，认为陈希同本来就是前朝遗老，现在竟然敢于不避忌讳，作出这样“丧失立场”的事情，分明是故意跟自己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明确有此事后，江泽民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质问，陈希同只好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江泽民对万里无计可施，所以不敢深究此事。后来，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胡启立复出，陈希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洗去“丧失立场”的嫌疑，如蒙大赦一般。此事印证了国外媒体猜测的万里与赵系人马的密切关系，令江泽民十分被动。最怕赵系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反攻倒算的江泽民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陈希同看准了左派已经失势，因此在北京市抓紧推行种种深化经改措施，一方面赶紧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发表改革言论，极力表现自己的“改革派”立场向邓邀功，以图进入中共权力核心。江泽民等人为抢主动权，指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方视察的报导，要等候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的正式通知出台，不准擅自行动。但陈希同已经通过邓小平子女得到了邓小平不满意江泽民和李鹏的准确信息，于是立刻越过北京市委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希同的授意下，《北京日报》转载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早了一天，被江泽民斥为“打乱了中央的统一部署”。自此，江泽民与陈希同又结下了一层新怨。

此后，时任首钢大老的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合谋安排邓小平视查首钢，得到邓办许可并安排好时间后，陈希同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都被通知前往接驾，到了首钢现场，此二人才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没有一人到场。当时，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不听，北京市已经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并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转告江泽民等人，“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事后，中央办公厅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中央通报邓的巡视计划。陈希同自认为有邓小平做后台，故理直气壮的斥责中办应该向邓小平办公室了解邓的活动安排，而不应向北京市发难。中央办公厅不甘受辱，将此事汇报给江泽民时添油加醋地告了陈希同一状。江泽民本来就因为受到冷落而怒火万丈，这等于是火上浇油。至此，江泽民与陈希同之间等于是旧恨未平又增新仇。无奈因为邓小平点名让李锡铭在十四大上“退居二线”，由陈希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并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泽民自然不敢顶着不办。但江泽民也不忘报复陈，否决了陈希同兼任北京市长的提议。

九四年初，江泽民和陈希同在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上又发生了严重冲突。当时的统计数字表明，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已突破三百万，已经接近北京市区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周一至周六的上、下班高峰时段内，每班公共汽车上的外地民工占全部乘客的百分之四十，非高峰时段估计百分之六十强。北京市劳务市场已趋饱和，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可是进城流动人口还有增加趋势，严重威胁北京的社会治安。陈希同指示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拟出相应规定，向流动人口及其雇主征收高额雇工管理费和城市增容费。这样一来，大批外地农民工丢掉工作。

消息传到外地后，首先是河南、河北等省份的领导人表现出强烈反弹。因为这些省已经习惯于让本省农业富余劳动力流动到北京等大城市，一是直接缓解本地劳动力过剩之压力，二是可以为本省解决贫困问题。北京市采取的措施等于断了这些省份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的生路。这些省的领导人立刻向中央诉苦，指责北京市以中央所在地自居，从来都是在国家财政分配上吃偏食。告状信寄交江泽民后，江泽民曾指示陈希同，要他和李其炎等北京市领导人多从“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问题，与兄弟省份尽量搞好关系。不料陈希同我行我素，抗旨不遵，并以以流动人口过多会引起北京动乱为由搪塞，令深怕动乱的江泽民向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到此为止，陈希同把中共中央的江泽民和临近地方省份全都得罪，一时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陈希同恼羞成怒，也放手与江作最后一搏。他联合了七个省委，写联名信给邓小平举报江泽民。但邓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薄仔细考虑了陈与江的力量对比，就把江泽民叫来，亲自把信交给江。据说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一身冷汗，战栗不已，可见该举报信一定包含了江的重要把柄。

江泽民怒不可遏，决心扳倒陈希同。但他知道一来如果通过行政程序撤换陈希同一定要获得邓的“恩准”；二来此事定会在国内外引发极大震动，不利于他江核心的“英明”形象，于是便很自然地想到了利用反腐败运动之机给陈希同颜色看。不但可以让陈希同落得个万夫所指，永世不得翻身的下场，还可以让邓小平及陈的支持者无话可说。但搜罗罪证的结果，也只揭出陈希同收取名贵手表六块，金笔四支，高级照相机三部，约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但江泽民倒陈决心已定，中共政法机关不得不把这场戏演下去。

双手沾满天安门学生血迹的陈希同，原本雄心勃勃想当政坛暴发户，藉六四镇压之武功步入中国权力巅峰。然而流年不利，灾星降临，他顷刻间跌入万丈深渊。陈希同深知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失败了，但还是放话说他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但为时已晚，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了。

1998年6月5日，在陈希同被关押三年后，北京市检察机关就其贪污、渎职一案正式向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六四九周年的第二天。据说这个日子是中共新任最高检察长韩杼滨特意选定并经中共政法委批准的，其含意未见说明。

（２）借远华案又打又拉

对于江泽民瓦解北京帮的行动，北京政界人士称之为“江泽民上台之后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抢滩’战役”。原因是江泽民政治亲信在此之前无不认为，邓小平去世之后，无论党内何种力量要对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构成威胁和挑战，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党政机构，都将成为反江甚至倒江的政治桥头堡。在后邓时代高层权力斗争中，谁能够夺得首都北京这块滩头阵地，谁势必可以争取相当的主动。所以，成功瓦解长期与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持对立态度的“北京帮”，无疑等于为江泽民在后邓时代稳固权力去除一大心病。

不过，打掉陈希同，对江泽民来说仅仅是初步胜利，下一步立刻要完成的则是防止北京这个政治桥头堡不至落到新的潜在政敌手中。

机会，又一次来了。眼见远华集团走私案雪球越滚越大，江泽民故伎重演，派出钦差大臣去福建“反腐败”，同时保下身陷远华泥潭不能自拔的亲信贾庆林，用以填补北京权力真空。江泽民铲除对手决不留情，但对扶植亲信也不遗余力，可谓又打又拉，边打边拉。这一点在处理远华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远华集团走私案，由于走私物品繁多、往来资金庞大、涉及人员众多，又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走私第一案”。走私金额高达800亿人民币，涉案中共官员500多人。江的亲信贾庆林及其前妻林幼芳，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儿子儿媳亦卷入，案情极为错综复杂。

本案主角赖昌星为福建省晋江青阳赖厝人，一九六零年出生，小学文化程度。他于一九九二年开始从事走私生意。几年间，他身家即增加至逾百亿元，成为厦门商界和官场事实上的“教父”。他的远华公司靠从事大规模走私起家，“业务”涉及成品油、豪华汽车、香烟、纤维制品、大理石等，大发横财，至少赚取了5到10亿美元暴利。

远华的走私业务中以成品油最为有名，占了国内市场最少四分之一，严重冲击了市场价格，导致大庆等油田有至少一千口油井停产。为此据称有一百多名港商联名写信向北京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投诉。厦门有地方官员表示，有传言称远华是做军火生意的，但实际上这是以“特殊行业”的招牌做掩护，打著与军方合作的幌子，行大量走私之实。军方某些人则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或被动或主动与远华配合，甚至出动海军舰艇，为其大型走私油轮“护航”。

远华集团前高级职员透露，北京军方高层某些人事实上是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厦门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赖昌星可以随时调动数十名武警押运走私货物，就像使用自己的私人武装。

厦门市军政官员都知道赖昌星与解放军高层的关系。在远华集团于湖里工业区华光路的私人会所红楼里，赖昌星免费提供美酒与女色，愿者上钩。来自北京的高级军官常是座上客。中共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赖昌星亲笔题写的勉励词句，就被装裱后挂在红楼的显眼位置上。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到达厦门时，干脆对厦门市政府欢迎队伍视而不见，而是直接跨上赖昌星的奔驰轿车绝尘而去，弄得厦门市府官员面面相觑。可是天下并无免费的午餐，为日后实现“有效控制”，赖昌星暗中用摄像机拍下来访军官的荒淫行为。中共调查组查获的录像带表明，有上百名地方干部和解放军各级军官曾出入“红楼”。难怪有报导将赖昌星的远华公司称为厦门市的“影子政府”。

远华案内幕和全过程媒体已有充分曝光，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所要揭示的是涉案人物贾庆林与江泽民的渊源，以及他如何从泥潭深陷到不降反升的。

贾庆林生于1940年，1985年出任福建省省委常委。据中共官方资料显示，贾庆林出身贫寒农家，长期从事机械行业技术和管理工作，拥有高级工程师头衔和大公司经理、大工厂厂长的资历。其妻林幼芳是马来西亚归侨出身，与贾庆林在河北工学院就读时结识，毕业后分配到同一系统工作。贾庆林到福建后，因林幼芳的祖籍是金门，故林兼任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行政职务是福建省外贸集团副总裁兼党组书记、中国联通福建代表处首席代表。林幼芳曾任中国外贸集团福建省总公司党委书记一职多年，在贾庆林任职福建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在福建政商界十分有影响力，与台商关系也密切。

外界曾根据贾庆林过去曾与江泽民同在中共一机部系统工作的经历，认定他与江泽民由此结下历史渊缘。其实贾庆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一机部工作时，整个一机部系统干部职工达数十万之多，遍布全国各地，与江泽民远远扯不上关系。真正令江泽民与贾庆林接上工作关系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朋党的还是江泽民的师爷汪道涵。

汪道涵本人是知识份子出身，比起当年那些工农兵出身的部领导们较容易与陆续分配到部机关的青年知识份子接近。而贾庆林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政治，不走“白专道路”。他大学二年级便加入了中共，在一机部系统很快就引起领导注意，被调进部直属机关政治研究室工作，同时担任了部机关的兼职共青团干部，从此开始受到了包括汪道涵在内的部领导的器重。

四人帮跨台后，中共十一届党代会的人事筹备工作随即开始。从否定四人帮的角度，此次党代表会要求党代表中知识份子必须占一定比例。当时“政治挂帅”仍然时髦，贾庆林这样“又红又专”的国家机关科技人员自然成为非常难得的人选。参加完十一大后，贾庆林立刻由科员直接升为一机部产品管理局局长。在汪道涵的举荐下，贾庆林结识了江泽民，并成为江氏朋党的主要人物。

当时汪道涵负责的主要工作便是协助国务院有关部委筹建各种对外贸易公司，其中由一机部筹建的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更是汪道涵经手的主要项目。在挑选公司负责人时，贾庆林入选，官至副部级。中共十二大召开时，贾庆林当选党代表。会后不久，便在中组部的要求下，被一机部系统下放锻炼，到太原重型机器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仍保留副部级待遇。一九八五年，贾庆林到福建工作，从省委常委一步步升至省委书记。江泽民上台以后，一方面是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和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已经不可逆转，一方面又担心经济改革会危及其政权的稳定。经济，政治两手都要硬的路线是他维持中共独裁统治唯一的选择。这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体现在组织路线上，贾庆林这样的人选就更显得不可多得。

从在大学期间就担任中共学生干部的贾庆林，回想自己又红又专的成长史，对江泽民的这一套绝对是从心底里认同。他和江泽民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江的心腹。这成为日后贾的一笔重要政治资本。

1996年10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还未任满一届就奉江之命进京，接替李其炎的北京市长职务，暂任代市长。林幼芳也随其进京，在家赋闲，据说是“为照顾贾庆林的生活起居”。时任北京代市委书记的尉健行提出希望任命一位更熟悉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这一位置立刻成为江泽民，李鹏和乔石权力斗争的中心。按照中共惯例，北京市委一把手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因此北京市委书记不但因地头蛇位置而显得重要，而且在中共政治局内有十分关键的一票。正因为接替尉健行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人可以在十五大上跻身中央政治局，中共各派系都心怀鬼胎。乔石极力推荐已退居二线的胡启立，而李鹏则从自己掌管的国院系统中选出了罗干。江先发制人，赶在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便迫不及待地正式任命贾庆林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连北京市委的干部们都觉得有些意外。

远华案爆发后，案情越揭越大，很多证据显示贾和林直接参与了走私活动，尤其是林幼芳作为当时福建最高外贸官员更是脱不了干系。因为在贾庆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正是赖昌星走私活动最为猖獗的时候。当时福建广泛流传的小道消息说，贾庆林夫妇在厦门从事洗钱和其他非法商业活动。案发后即使那些不信贾庆林卷入远华案的人，也认为贾作为当时中共福建最高官员，应该对该案及当地官员集团腐败承担责任。可是江死保贾庆林，独断专行地把他从泥沼中拖出来。为保险起见，江指示贾丢车保帅，与林幼芳离婚，并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示彻底和远华走私案划清界限。但此事对外则严格保密，免得让人觉得有欲盖弥彰之嫌。江泽民还指令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代表政治局向中纪委“四·二零”专案组下达了四条指令：(1)凡涉及、牵连到中央部委主要领导、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要另作调查，不得公开；(2)要严格区别为首作案集团的主角、骨干和贪利、失足干部的不同性质；(3)要严格区别有犯罪勾结、对罪犯包庇的干部和因警惕性差、工作失责的干部的不同性质；(4)凡定案、定性公布远华案详情，要经中纪委审核，并经政治局决定。

为了显示江对贾的绝对信任和贾的清白，江泽民特地安排由贾庆林陪同视察工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给贾撑腰打气。针对民间传说贾庆林离婚以自保一说，江指示国务院发言人赵启正出来辟谣，声言“贾庆林同志正全力带领北京市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夫人林幼芳同志是他的贤内助。”接着，香港一个由中共控制的电视台专门安排了对林幼芳的访谈，访问中林幼芳“身着红衣，言笑宴宴，说与贾庆林结婚几十年来恩爱有加，离婚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 一件离婚案如此兴师动众，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贾庆林本人也高调出席一个反贪会议，强调官员要根除以权谋私和任人唯亲风气，深入落实党的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政策。一些港报立刻跟进，大造声势，给贾脱罪制造氛围。

江知道利用宣传欺骗群众容易，可是蒙骗政治对手和反江派不易。在中共元老中和中纪委，总有些人看他不顺眼，老是和他过不去。如何让贾庆林和林幼芳过这些关成了大问题。中纪委尉健行等人认为林幼芳个性软弱，一心想从她身上打开突破口。在中纪委强大的压力下，曾公开在某香港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上现身，并声称根本不知道福建有个远华公司，根本不认识赖昌星的林幼芳避重就轻，承认曾收受某港商五十万港元购买钻石首饰，并在1996和1998年以二千元人民币购入五块名表，市值约人民币五十万元。据闻该港商系中共政协委员，福建籍，本人在福建投资设厂。尉健行等人并未能得到有关贾庆林与远华案的有价值的证据，只好作罢。

稍后，在京的50多名中共人大代表联名上书中纪委，要求贾庆林交代和赖昌星的关系，以及林幼芳在欧洲，香港购买首饰和名牌服装等的经济来源。为此尉健行会见了这些代表。他向中共政治局通报了此事，旧事重提，强烈要求政治局讨论贾庆林的问题。

在此之前，在远华案的问题上，贾庆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多方的压力曾作过四次检讨，但都一直活用共党“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拒不交代，立刻放人”的方针，步步为营，多说成绩，少谈问题。

第一次检查时说“在福建工作期间，主要抓党的中心工作，展开对台第一线工作，思想上忽视了对部门的自身建设和腐败问题，没有亲自走下去抓腐败工作……”并说自己是个“典型的事务主义者”。

在第二次检查时，顺应远华案案情发展，承认自己曾经收受过贵重礼品包括如价值人民币万元的名表、奥地利装饰品、意大利油画和德国钢琴等。

在检查未通过的情况下又作第三次检查，承认曾“低价”从远华公司购入四套豪宅。

第四次检查贾仍避重就轻，只承认对特大走私负有失职之责，而否认卷入任何走私活动。

中共政治局应尉健行的要求召开扩大生活会议，贾庆林被要求做作第五次检查。他仍只承认工作上有过失、行政上有失职，对本人及林幼芳的腐败行为仅定性为“消极”和“官僚主义滋长”。对于在1996年以一万二千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价格，从远华公司“购”得四幢住宅和别墅 ( 市值达人民币六百三十多万元，还不包括室内装修、家具等 )，贾庆林竟称是自己“错误地以为”是组织上的优惠价，“错误地以为”资金来自政府特拔的资金，“错误地以为”省级干部都有资格享受到的待遇。这些连三尺小童都不能欺骗的谎言自然未能获得通过。无奈之下贾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请辞报告。一来向中共政治局示威，显示其人不甘被耍弄；二来玩个“苦肉计”，测试一下江泽民保护自己的决心有多大。贾庆林在辞呈中表示：他在1995至1996年下半年曾接受过贵重礼品，以极不合理的价格购买了四幢住宅(每幢仅人民币三千元)。 远华案事发后，他已委托福建省委办公厅交还厦门、深圳、珠海三处房产购房款计人民币三百九十多万元。他在任职福建省委书记期间，曾收到有关远华案的举报，省纪委《简报》也曾发表过，但未重视查办。他对配偶的管教失当，并在远华案发生后，多次打听事件对自己和配偶的影响。

这一招果然见效。江泽民一边催促中纪委马上结案，一边重申当年北戴河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即“在‘三讲’中、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能主动、自纠，并作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如无新的、大的问题发现，或与大的腐败事件有牵连的，一律不翻旧账，不翻已有组织结论的事件。”，并再次提示尉健行贾庆林是该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保的12名副总理级高干之一。尉在江的压力下不得不妥协，将贾的报告在中纪委强行通过。贾庆林和林幼芳总算过关。

远华案在中共的操纵下终于草草落幕了。此一役重挫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及福建地方势力——14人被处决，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被解职，除福建省长，原中共大老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之外，福建省委省政府、厦门市委市政府、以及福州市委市政府的官员，几乎被全部撤换，其中半数以上系狱。福建的政治版图全面改写。

（３）扫荡军队中的反江势力

江泽民1989年11月接替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江的处境和赵紫阳当政时一样，军队控制在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手里。杨的堂弟杨白冰任总政治部主任，二人仗着自己和邓小平同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军中形成一股“杨家军”势力，根本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江只能是名义上的主席，在中共军队事务中基本上没有决策权。但江江泽民对于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谙熟于心，认为不抓军权就不可能坐稳江山。他利用邓小平积极倡导中共军队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思想，在反复强调共党对军队（包括警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通过不停地晋升军衔、检阅部队、接见干部、看望官兵等手段，培植亲信、笼络军心。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江成功扳倒杨家二将，开始正式过问军务。

邓小平逝世以后，江泽民放开手脚，不放过任何在军队中大树特树自己权威的机会，并在军事高层人事方面表现得越来越主动，决策权、指挥权皆在掌握之中。江泽民还借军队“现代化”之名，成功地将军队代表逐出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江泽民为了拉拢中共军队高层，封官许愿的大手笔绝对可以在中共军队历史上遗臭万年。到现在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专权后一共提拔和册封了530名将军，创造了中共军队甚至是世界纪录 ―― 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一天之内共提升了152名将军，最为轰动的是一次性晋升19名上将。从1988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重新启用军衔制以来，至今已有 74名中共军队高级将领被授与上将军衔和警衔，其中有 57名是江泽民授与的。从现役上将的分布看，迟浩田除外，其余所有现役上将都是在江泽民执政后加官晋爵的。江还打着改革的幌子，增加中央军委委员的名额，让新封的将领进入中共军队的权力核心，这样一些中共老军头的权力就大大削弱了。

江提拔的将领，几乎都没有战功，可造之才不多。他们基本分两类人。一种是中共“太子党”。比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80年代初才参军，当了十几年的兵，就被江提拔到了海军副司令员，授中将衔。刘少奇之子刘源，与贺同时参军，现任武警副政委，授中将衔。这种人都有中共大老罩着，江泽民不敢不给面子。另一种是亲信人物，比如由喜贵。在江主政上海时，由只是上海市委机关管理处处长，相当于宫中大内总管的人物。1989年由随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不久就在江指示下入伍并授上校衔。1991年，江泽民授他少将军衔，并升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同时把该局升格为正大军区级。后来局长杨德中被江封为上将后劝退，把由扶正，由喜贵便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将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