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消息，穿過曲折往復的巷弄，記者終於在昆明南郊一個建材城的市場管理辦公室找到了黃慶。

　　10年前，黃慶的工作單位是雲南省人民檢察院政治部。因爲抨擊傳統戶籍制度弊端，經常被評爲先進的黃慶被公安部門逮捕，最終以黃慶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管制2年。

　　如今，戶籍改革正在全國範圍內加速進行，傳統的城鄉二元對立戶籍體制已經鬆動。

　　這樣的情形，正是黃慶當年極力呼籲和期待的。每每想到這些，黃慶難免苦笑。

　　戶口的困境

　　直到今天，黃慶對當年自己被定爲「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仍然感到莫名其妙。

　　1970年，15歲的黃慶進入昆明市搪瓷廠當學徒工，12年後成爲廠團委書記。在拿到西南政法學院函授法律大專文憑後，這個好學的小夥子被調入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在政治部擔任祕書。

　　直到1991年12月5日被公安部門逮捕之前，黃慶從未受過任何處分，經常被評爲先進和受到表彰。

　　讓黃慶深切地感受到傳統戶籍制度的弊端的一件事，發生在1991年。

　　那一年的秋天，黃慶的兒子上學讀書。當時，黃慶一家住在昆明市五華區永昌小區省檢察院宿舍，兒子就近在永昌小學借讀。

　　按照規定，就讀屬於五華區的永昌小學必須有城區居民戶口。但是，當時的戶籍制度又明文規定，孩子的戶口只能隨母親。黃慶妻子的戶口在昆明市郊區西山區，兒子的戶口自然也是郊區居民戶口。

　　一天，老師把黃慶叫到學校，告訴他如果孩子的戶口還轉不進市區，只能要麼轉走，要麼多交錢。

　　黃慶告訴記者，當時如果是借讀，每個學期可能要比有城區戶口的孩子多交四五百元。當時，黃慶的月工資只有300多元，在昆明搪瓷廠工作的妻子的工資更低，實在無力交納這筆昂貴的「借讀費」。

　　然而，若是沒有特殊原因或者特殊關係，要將郊區戶口轉爲城區簡直是比上天還難。對於「沒有本事」的黃慶來說，兒子的郊區戶口是不可能轉爲城區戶口的。

　　思考的抗爭

　　越是細想兒子讀書的困頓遭遇，黃慶越是覺得不合理。

　　黃慶認爲當時的戶籍制度具有明顯的歧視性，與《憲法》的精神格格不入。最後，他決定給當地有關部門寫信，希望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1991年9月的一天，黃慶在家裏寫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複寫數份以後，分別寄給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黨政機關。

　　有趣的是，黃慶還把這封信寄給兩家地處官渡區、西山區的大型國有企業黨委。他認爲這些企業地處郊區，同樣會遇到「戶口歧視」的問題，希望他們爲自己的職工著想，也向省市黨政領導反映問題。黃慶認爲，這些企業黨委是一級組織，通過組織反映問題要比個人渠道效果好得多。

　　黃慶向記者回憶說，他在匿名信裏表述的主要觀點是：

　　———把同樣的城市居民劃分爲城區居民和郊區居民，並在就業就學等方面加以區別對待，公然歧視後者，這是一種不公正的歧視性制度；

　　———在昆明市的城鎮人口中區分「市區居民」和「郊區居民」，不適應經濟建設發展的要求，有弊端，應當改革；

　　———不應該人爲地把人劃分出高低貴賤，因爲社會主義國家更加重視人權。

　　在這封匿名信裏，黃慶還建議昆明市應該學習當時上海市的做法，郊區的城鎮非農業人口只要在市區有住房就可以遷轉戶口。黃慶告訴記者，這是他從當年的《民主與法制》雜誌上看到的信息。

　　情緒的代價

　　當然，身陷戶口困境的黃慶很難抑制自己的不滿，幾千字的長信裏也出現了一些帶情緒的話。

　　黃慶在信中寫道，昆明市應當把城區圈起來，樹一個牌子，上面寫「西山、官渡(郊區)人與狗不得入內」；上海市的領導人尊重羣衆的權益，昆明市的領導人既不懂馬列主義，也不懂管理，早就該改的政策還在頑固執行。

　　在寄給兩家國企黨委的信中，黃慶請他們以組織的名義向黨政領導反映，如果沒有效果，就向政府「請願」。黃慶認爲，這是導致自己被定爲「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重大根據」。

　　說起當時的這一舉動，黃慶認爲，受戶口歧視之害的人很多很多，寫信的目的在於希望當地政府部門能夠聽聽民聲，革除戶籍制度的弊端，並沒有什麼惡意。

　　黃慶當時的想法確實非常簡單，用的信箋也是工作單位的用箋。正是用箋留下了「重要線索」，公安機關沒有經過多少周折就逮住了黃慶。

　　命運的改變

　　1991年12月5日下午，黃慶下班剛進家門就被誘捕。

　　發現自己被帶到昆明市公安局政保處，黃慶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未等警察多問，他就一五一十地交代有關寫信的全部情況。

　　當天晚上，黃慶被刑事拘留。隨後，他被昆明市檢察院批准逮捕。

　　1992年4月，昆明市中級法院不公開審理黃慶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法庭上，只有法官、公訴人、律師和被告黃慶，沒有準許黃慶的家人旁聽。辯護律師爲黃慶作了無罪辯護，未被法庭採納。

　　法庭認定黃慶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一審判決後，黃慶不服，提出上訴。1992年10月下旬，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黃慶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管制2年。依照法律，拘押一天折抵管制2天，黃慶的拘押時間已夠折抵被判決的管制期。不久，黃慶被從看守所釋放。

　　回到省檢察院報到的黃慶被告知，必須在兩個月內找單位調走，否則就作除名處理。1993年3月，黃慶被除名，分配給他的住房也被收回。

　　轉眼之間，黃慶陷入了衣食無著的地步，一家3口僅靠妻子每月300多元工資艱難度日。迫於生計，黃慶先後賣過黃酒、茶葉和搪瓷器皿，生意最好的時候，一個月有100多元收入，差的時候只有幾十元。一家人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生活極度艱辛，夫妻爲經濟經常爭吵，妻子鬧著要離婚。

　　幾經周折，黃慶終於在一家建材市場找到了一份工作，景況稍有好轉。但是，妻子偏偏又下崗了，還要供孩子上學，生活依舊艱辛。

　　10年前，當黃慶寄出那封批評戶籍制度的信件時，絕對沒有想到今天的結局。

　　戶籍改變了黃慶的命運和人生。10年後，重新反思黃慶的經歷和他付出的代價，耐人尋味的東西很多。

　　黃慶語氣沉重地表示，自己只想把這段慘痛經歷忘卻。從看守所回家後，他把和案子相關的東西燒的燒，扔的扔，現在連判決書都找不到了，以至吃不準當初一審時他被判了幾年。

　　「不是一年就是兩年。」黃慶這樣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