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想象這並非是他一時的有感而發，而完全可以推測是他以一生中特別是後半生的坎坷經歷的對比而所作的萬般無奈的、十分痛心的絕喊！作爲一位堪稱世界級的電影演員，他當時積鬱在內心的許多苦楚一定是難以言喻的。我由此而想到，事隔這麼多年，國內的文藝現狀依然是如此天下一言──只准唱頌歌，不能說真話；只准反映歌舞昇平的虛幻假象，而不能有任何被疑爲含沙射影卻能鍼砭時弊的作品出臺。理由還是「穩定壓倒一切」。記得有位名人說過，如果一個政權居然到了不能包容不同聲音的地步，那麼，這個政權就已經可以說是缺乏自信而且脆弱的了。

我想，爲什麼央央大國政府一定要顯得對有如微瀾起伏般的不同聲音如此恐懼呢。自信一些就那麼難以做到嗎？每次春節晚會將臨，我想必將難爲了一大幫導演、策劃們。每一個節目照舊先要自我審度幾番，然後還得提心吊膽地送上邊審查來審查去。這樣又如何能讓藝術家們的靈感揮灑自如呢？他們儘管忙得沒有脾氣了，也還是落得個「年年晚會年年罵」的效果。這就是一切仍然必須以政治審查、以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爲前提的後果。試想，如果政府試着放開一點尺度進而讓作家、藝術家們在創作上有一些自由發揮的餘地，那可想而知人民羣衆的反饋勢必會大不一樣。但這從當下看來，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因爲政權的「穩定」要壓倒「一切」不同聲音的。舉凡文藝、新聞等等都必須圍繞着這個原則而運作。而新聞媒體則更嚴厲得在此不必多費筆墨了。前不久，聽到北大青年學子餘傑因爲寫了幾本敢於「對當下發言」的散文集，結果畢業後連「生存權」都被剝奪掉，這不是更愚蠢地把他逼向反叛之路嗎？姑且站在維護政府的「穩定」角度來說，這難道是智者的舉措嗎？既然「人權」早已被政府刻意曲解爲「生存權」且自栩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如何「完善」，那麼，與餘傑原已簽訂僱用合同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辯解也就顯得十分蒼白和賴皮了。這倒可說是政府部門所屬機構公然違犯「生存權」的一個典型事例吧。　

我有時也搞不明白，一個執政了五十多年的政府，當然確切地說應該是共產黨，爲什麼其淫威已經達到了不可一世，可以肆意指鹿爲馬的地步，肆意揮霍人民血汗，肆意出賣國土的地步，肆意剝奪民衆的發言權、信仰自由權、獨立思考權、是非判斷權等乃至生命的地步，爲什麼還會如此的缺乏「自信」？仔細一想，中共如此脆弱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其不可一世，藐視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善惡有報的傳統道德觀念。其「肆意剝奪」的流氓獨裁性質，中共高層領導集團心裏十分明白。同時中共自己也意識到，這種流氓獨裁的邪惡和黑暗是違反人道和違法人倫的，是逆歷史發展潮流的，很快就會被人類歷史淘汰。可以說，中共這種心態，是末世心態，是死刑犯心態。

如此，我也就明白了，爲什麼「穩定壓到一切」永遠都是文藝、宣傳新聞媒體的主題，爲什麼會對有如微瀾起伏般的不同聲音如此恐懼。

有人說，現在許多中國人已經「習慣了沒有人權」的生存環境，開初聽着一愣，但回過神來仔細一想，我覺得不全對。面對強權，中國人民好象由忍耐變成了「習慣」，可是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忍耐到極點的表現嗎？

物極必反，可怕的忍耐、沉默之後，必然是改朝換代的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