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又追問廣告的事情了。

農衛東就覺得有些惶惑，囁囁嚅嚅說："因爲採訪就向人家拉廣告，不太……合適吧？"

"有什麼不合適的？都市場經濟了，這很正常嘛！再說了，你在文章裏多次提到他們的公司，客觀上確實是起到了廣告效應的。"主編說。

農衛東所在的雜誌創刊剛剛半年，因爲新雜誌的前期投入很大，領導層就都急切地希望能使雜誌儘快走向贏利。這樣想原本無可厚非，但農衛東總覺得有些事情一做得過分就讓人難以理解和忍受了。比如，主編就曾在全社大會上宣佈，所有記者採寫的人物報道稿件，都須與廣告掛鉤。這顯然沒有道理。作爲一個記者，採寫重大社會事件和新聞人物，是其義不容辭的天職。而在記者的採訪活動中，一旦與金錢掛鉤，其工作都會背離記者的職業要求，就會霉腐變質。最重要的還在於，一本雜誌要發展要贏利，緊緊抓住時代脈搏、給讀者提供最新鮮最有吸引力的選題和文章，讓每一期雜誌的內容都具有不同凡響的衝擊力，這才是雜誌發展的第一要義。而急功近利、只圖眼前，讓記者花費比採訪還要多的精力去拉廣告，未免就有些捨本逐末了。

想法是有了，但他卻不知道該不該跟主編說；畢竟，他只是雜誌社招聘的新記者，人微言輕，說了，有人聽嗎？

1998年春，農衛東辭掉公職，帶着記者夢從江蘇來到北京。此前，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的他曾在連雲港市工會幹部管理學校當了五年老師。

到了北京，他應聘進入了這家創刊不久的雜誌。雖然雜誌社的基本工資只有300元，但卻爲他提供了一間宿舍；而且，他覺得只要自己勤奮地採訪、寫作，每個月完全可以掙到一筆不菲的稿費。

農衛東在那家雜誌社做的第一個選題是中關村幾個年輕的職業經理人闖蕩商海的報道。在中關村的採訪持續了近兩個星期。主編看過稿子，說可以用；又說："你跟文章裏寫到的這幾位經理聯繫一下，看他們能不能在我們這裏上些廣告。" 雖然心裏對主編的吩咐極其地不以爲然，但又不能明確地表達出來，農衛東就準備採取拖的戰術，希望稿子能及時見刊，而過一段時間主編也會忘掉廣告的事。

但主編根本就沒有忘記。於是，農衛東只好一個個給人家打電話。一圈電話打完，他得到的回答竟大同小異："對不起，我們公司最近資金髮生困難，拿不出這筆廣告費，以後有機會再說吧！"--這麼說完，就都客客氣氣地放下了電話。

將情況報告給主編，主編的臉色很有些難看："稿子先放這裏，以後再說吧！"

後來，從幾個同事處，農衛東才知道，在他之前，主編曾因爲同樣的原因，壓過許多篇稿子。主編還曾明確說過："現在的記者如果不會拉廣告，就不是一個好記者；採寫一篇人物稿，如果不能與廣告掛鉤，寧願不採寫。"那一刻，農衛東年輕的心涼涼的。

在他的意識裏，記者一直都是與崇高、神聖聯結在一起的職業。爲什麼抨擊醜惡、追求正義、崇尚公理的記者職業，竟然會淪落到在採訪活動中與金錢直接掛鉤的檔次呢？

1998年的盛夏，江蘇一位銳意進取、依靠改革改變了一個窮縣面貌的縣委書記，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在一次選題討論會上，農衛東提出對這位縣委書記的採訪計劃。大家都表示贊同。"這個人物是否也要與廣告掛鉤？"農衛東問主編。主編搖搖頭："這是個新聞人物，有賣點，你先採訪去吧！"

從江蘇回來，農衛東很快就寫出了一篇自我感覺很不錯的人物大特寫。主編看後，點點頭："不錯！"停了停，又說："小農呀，能不能夠給這位書記打個電話，請他在我們雜誌上打幾個廣告？現在他們縣裏經濟上去了，鄉鎮企業效益那麼好，他這個書記只要開個口，哪家企業都得爭着搶着出錢。"

農衛東愣了半天。看着主編半笑不笑的臉，有一種衝動，想衝着那張臉猛擊一拳。

可爲了能上稿，他還是硬着頭皮撥通了那位縣委書記的電話。吞吞吐吐地說了意圖，縣委書記的口氣一下子變得冷冰冰的："你們究竟是生意人還是記者？怎麼搞新聞採訪也跟做買賣一樣？"說完，縣委書記毫不客氣地掛斷了電話。

傻傻地站了半天，一股悲哀的氣息瀰漫全身。

第二天，農衛東離開了那家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