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說，我們知道非洲有愛滋病；我們知道泰國骯髒的夜市有愛滋病；我們知道紐約下東城有愛滋病。但現在世界上最令人吃驚的愛滋病問題出現在平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在中國出現，並正在惡化。今年愛滋病毒感染上升將近百分之七十，而數百萬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愛滋病是什麼，更不用說他們知道自己是否感染。

直到現在，北京的一貫手法都是阻止新聞界，否認地方政府失職是個因素，嚴重低報中國公民感染人數。但中國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這個星期試圖承認。他說，「就像其它許多國家一樣，我們也面臨嚴重的愛滋病流行問題。」

當中國可能希望通過殷大奎的記者會試圖平息批評的時候，甚至它最近解決問題的努力也非常不充分。例如，殷大奎聲稱中國有六十萬人感染愛滋病毒，但這種說法同中國地方和國際衛生專業人員的說法相牴觸。根據可靠消息來源，中國河南農民不是通過吸毒共用針管或者性關係感染，而是由於國家經營的獻血站瀆職而感染。有些小村莊的感染率高達百分之八十，聯合國最近一份報告估計中國愛滋病人高達一百萬。

北京承認愛滋病的時機也有問題，這並非偶然。當中國多數媒體暫時不打算把問題捅出來的時候，西方媒體最近幾個月報道了那些悲劇。甚至今年6月，中國政府仍然試圖對外界掩蓋真相。當74歲的高耀潔醫生贏得全球衛生理事會獎的時候，政府不給她出國領獎的護照。

這種做法施得其反，把高醫生變成國際名人。但即使隨後出現的壓力帶來某些小進步，北京仍然試圖迴避自己對於悲劇的責任。它還沒有懲罰失職的河南地方政府官員，是他們允許地方血液交易盛行而沒有受到任何衛生機構的監督。

中國政府還宣佈它將每年投入一千二百萬美元防止愛滋病，今年投入一點一七億美元加強血液鑑定。但這筆資金同泰國相比也僅僅相當於桶中的一滴水，更不用說同美國相比。北京的姿態進一步證明它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中國河南文樓村的七位農民5月30日到達北京出席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們說，中國政府在幫助村民購買愛滋病藥品方面幾乎沒有提供幫助。

北京處理問題的手法將導致不久之前其它國家出現的情況。當八十年代愛滋病剛剛出現的時候，包括法國和日本在內的幾個國家都經歷了大量訴訟案：病人控告說他們由於輸血感染愛滋病。中國人民已經有了相當的經驗，利用法律解決問題。在西方團體願意幫助的情況下，受污染的血液可能成爲法律問題。

那不是報復，而是進步。如果中國要成爲國際社會中被容忍的成員，它就必須放棄某些壞習慣。政府處理愛滋病流行的做法顯示它對生命的漠視已經超越政治麻木和中國侵犯人權問題。愛滋病很難控制，但如果政府履行他們的公共衛生責任，污染血液不應當成爲傳染的原因。

社論提議大陸人民利用法律解決血液感染問題，但是並沒有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因爲大陸是中共專政統治，人治取代法治，連醫學專家高耀潔出國領獎的權利都可以公然剝奪，在這樣一個漠視生命，肆意剝奪人民人權的國度裏，那些偏僻山村裏的農民又能得到通過法律得到多少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