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一案，将留给未来的中国领导人，留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不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不论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不论WTO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不论奥运会将带来多少成功，法轮功是中国社会未来道路上的一个门槛。这个门槛是绕不过去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不论你胆敢杀多少人，囚禁多少人，开多少批判会，逼人做多少坦白检讨，制造多少人间苦难家庭悲剧，不论你有多少权力，你想让属于大众信仰领域的法轮功彻底销声匿迹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今天的决策者还是未来的领导人，不论你动用什么手段来抹去“法轮功”这三个字，要全世界忘记法轮功遭遇镇压这一冤案，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总有一天必须正面面对法轮功。

如果未来中国政治要走向开明进步，未来中国社会要跟上人类文明，怎样对待法轮功信众，就是未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我们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而往前走。因为，镇压法轮功这一大规模政治运动，触及了中国社会的两大病根。

一、制度层面的病根无法回避

1999年7月开始的镇压法轮功，从上层小圈子的秘密决策突然发难，层层发动，人人过关，全面开动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机器，到10月人大“补法”欲盖弥彰，开动公安法庭监狱等镇压机器，以国家的名义从事绑架讹诈，怂容地方政府机关不良分子光天化日之下非法抓人关人打人甚至杀人，从单位领导封堵法轮功的责任制，到老式的连坐联保惩罚，甚至动员组织一些小流氓在因特网上专事漫骂抹黑法轮功信众，这一切，显示了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陈旧、腐朽和落后。

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病根是，权力缺乏结构。中国的国家权力分配，缺乏合理性和清晰性，在最关键的关节点上，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权力的分配和运作是黑箱式的，不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大法”《宪法》没有关系，也不受任何成文法律和文件的制约。有一只背后的手来掌控我们这个国家的庞然国家机器。这只手的权威性是从上到下的。有时候，这只手似乎无形无踪，国家照着规章制度在运作，但是当这只手从上面伸下来的时候，它不受任何质疑，不受任何制约，它只要求层层服从。这种暴力性的权力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存在，表明这种权力来源于“枪杆子里面出合法性”的旧时代。这种权力分配和运作方式，和任何现代宪政或共和国体制都无法配合一致。

由于这样的暴力性权力的掌控，中国政治制度层面上，存在着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中国的《宪法》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对待，所以共和国的主席举着宪法也避免不了冤死的命运，所以1999年7月一党之中央就可以发动一国之国力来镇压底层无辜民众，干了三个月才让“最高权力机关”人大补一个“法”。如此大事，没有人能说一个“不”字，因为这个大国的所有电视广播报刊甚至因特网，都必须听命于某党的一个部门，听命于在宪法和法律上都没有注明的一位党的干部。在这样的制度下，公检法这三家堂而皇之地接受某党一个委员会的领导，听命于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都不存在的一位党干。在这样的制度下，宪法规定的人民结社自由，蜕变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不嫌肉麻的民主党派制度，在这些党派里，权力最大的是执政党派出的秘密党员。在这样的制度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庭的独立中立，演变成专制权力的言听计从的佣人。

这种从上到下运作的，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是蛮横的、傲慢的、愚钝的，它会作出错到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决策，而且永远不会学得聪明起来，错了还会错。它永远学不会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或民主政府打交道的能力，沦为在世界上以不可理喻出名的笑柄。

就是这样的不受制约、缺乏清晰合理的结构的权力制度，几乎是必然地犯下了镇压法轮功的错误。未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法轮功的处理，必然要触及到制度的层面。如果死不认错，拖一天算一天，或者象以往一样，来个“落实政策”，糊涂过关，不触及制度层面的病根，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还是陈旧、腐朽和落后的，这样的冤案就还会发生，中国就还在中世纪的黑暗隧道里行走，就还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落后的大国。

如果当我们重新面对法轮功冤案，重新检讨这场非法违宪的政治运动的时候，落实到制度层面的病根，开始学会尊重宪法，改革政治制度，建设现代文明的宪政体制，建设起有内部合理制衡结构的权力体系，建设“以法治国”的制度，做到司法独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置自己以法律之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起受法律制约的决策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重蹈前50年的错误。

所以，当未来中国的道路上，重新面对法轮功冤案而绕不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家政治进步面临分水岭的时候。

二、社会道德层面的缺失无可回避

两年来对法轮功的镇压，又一次暴露出中国社会缺乏道德凝聚力的事实。人们的头上没有道德准则，面对事实就没有判断是非的勇气，就没有冒着风险说出是非的力量，这个社会就没有正义。人们面对明明白白的社会不公，要么扭过头去佯装不知，要么伪装中允指责受害者，要么乘机落井下石为虎作伥。

当今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危机四伏。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时段尺度来看，中国这块土地上，文明的最大危机是全民道德层面的缺失。这种缺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然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人信仰的。一切真的东西都闪着假的荧光，一切假的东西都涂着真的伪装。一切劝善的言辞都可能是要人作恶，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已经悄悄地或者公开地被弃置如弊履了。

这种道德缺失，从根子上追究，源自于近百年中国人对民族危机的应因。从上世纪初对传统的批判，新文化的启蒙和兴起，灾难性地转向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某党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上世纪后五十年里，整整两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一种完全破坏了传统伦理的，全新的闪着诱人的理想之光的道德体系。中国人就在那个时候完成了中国式的“上帝死了，上帝万岁！”的过程。 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的。

然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以阶级学说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连同着作为其基础和支撑框架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打着世界上最漂亮的旗号，干下了世界上最残酷、最卑鄙、最愚蠢的事情，死了不知多少人，害了不知多少家庭，留下了不知多少人间苦难。它毁了两代人，也毁了这个国家，终于被人们抛弃了。它的破灭是自作自受的必然结果。当它的理想之光褪去的时候，它的荒唐也成了历史之最。

然而，在它之前的旧的道德体系，已经被彻底粉碎，事实上没有再造的能力。中国人已经不可能重新拾起孔孟之道、重新让儒佛道的信仰风行。

就这样，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上帝死了，上帝万岁，上帝又死了！”的过程。民众的道德心，从两个方向，遭到了双重的摧毁。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当他们的上帝死了的时候，他们立即找到了新的上帝。在最暴风雨的时代，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他们的道德心依附于他们的信仰。而当今的中国人，内心只有一片废墟。信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信的。孔孟早就死了，共产主义也已经死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切正经的东西都已经死了。道德废墟上的断砖残瓦，再也建不起信仰的大厦。

一个民族什么也不信，社会哪里去找道德良心？没有了在生活中明是非的能力，没有了寻找真理的勇气，没有社会公正，上层的腐败泛滥，底层的市侩流行，上下弊病丛生，几乎是必然的。而执掌权势的人，手中有强大宣传工具的人，不断提出种种通俗到庸俗地步的道德指导，“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一手抓，到最近的三三体系，却毫无收效，也是必然的。

就是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时候，几百万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的法轮功信众遭到了不公正的镇压。这两年里，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集中到一点就是，人们面对整个社会充斥的不公正，面对自己生活处境里的不公正，没有勇气正面对待，没有勇气对自己诚实，没有胆量以个人的名义对社会的不公说一声“不”。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竟听凭底层的法轮功信众在如狼似虎的公安的驱赶、关押和拷打下独自担当自己的信仰。

未来中华文明道德缺失的弥补，人心道德的火中涅盘，只能依赖人类内心深处天生的自然的趋善避恶的能力。只有最原始的天生善恶心能够救中国人的心，这是中国人唯一真正靠得住的永远不会死的道德资源。看到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最近十几年的民间信仰能够行其道，竞让领袖的三三理论愧叹不如。

几百万法轮功信众遭镇压，无论是从法理层面，还是从情理层面，都是不公正的。不管政府把李洪志抹成怎样的妖魔鬼怪，说得多么的不堪，不管政府对法轮功的宣传中有多少事实，底层法轮功信众断不该被抓、被关、被打甚至被打死，信仰法轮功断不该是一种罪恶，断不能要信徒公开检讨忏悔，遭受精神迫害。几百万信众所遭到的迫害，是一个有正义的社会、有良心的民族所不能容忍的。只要我们中国人还容忍这样的社会不公正，我们这个民族就谈不上道德重生，一个道德沦丧的民族就不会有光明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