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抓以前，跟維吾爾人談話總能聽到「人權」一詞，那時我是在抽象的意義上理解，也認爲他們是在抽象的意義上使用。政治上表達不同意見，人權是個通用詞彙，如此而已。直到自己嘗受到被剝奪人權的滋味，才切身體會到人權的真實意義，以及它對人有多麼重要。

今天中國的缺乏人權和毛澤東時代有所不同，那時政權以階級鬥爭爲武器，強行進入全部國民的個人的生活，剝奪所有的私人空間。今天階級鬥爭已經難以爲繼，政權失去了同時進入每一個私人空間的能力，所以那些「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是社會上層人），平時可以不太感受人權方面受到威脅。然而今天的政權仍然保留着與毛澤東時代完全相同的一點──只要它願意，隨時有能力侵犯任何個人，個人則沒有任何能力在它面前保護自己，只是一粒任憑碾壓的草芥。

對我而言，一旦被抓，立刻就如掉進一個黑箱，被切斷與外界的所有聯繫，得不到任何信息，也得不到任何援助，只能聽憑擺佈。而對方是一個龐大機構，人員衆多，資源無限，信息暢通，你如何有能力和它抗爭呢？

進了看守所，同牢房犯人偷偷摸摸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照着法律條文幫我分析可能受什麼指控，判多重的刑。那本刑法是我在裏面唯一的法律知識來源，也是判斷自己未來命運的唯一依據。然而只要外面一有響動，同牢犯人條件反射式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把刑法趕快藏起。他解釋說讓「管教」看見就會被沒收。我奇怪監獄難道不是最該讓人讀法律的地方嗎？他嘲笑我的文人氣。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會給辦案增加麻煩，犯人什麼法都不懂才容易擺佈。剛入獄的時候，他也曾要家裏送法律書，結果都被看守所截下。這本刑法是以前的犯人傳下的，怎麼拿進牢房的已不可考，平時總是被藏在隱祕地方。我聽罷不禁笑了起來，我是因竊密而犯法的，關到牢裏卻仍然在竊密，所竊的祕密就是中國的法律──這是多麼黑色的幽默。

雖然有那本寶貴的刑法，卻幫不了我太大忙。從那些條文中，我可以確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罪」。據說中國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進步，但是「危害國家安全罪」看上去卻更加寬泛，比「反革命罪」所能包括的內容還多。它的條文模糊，難以界定。在相關的十二條條款裏，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看上去有好幾條。那種語焉不詳的詞句──如「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煽動分裂國家」、「以造謠、誹謗或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境內外機構、組織或者個人資助境內組織或者個人……」、「爲境內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祕密或者情報」──解釋的靈活性幾乎可以隨意擴展。怎麼掌握那種靈活性是由當局說了算，想重可以重到判死刑，想輕也可以輕到無罪釋放。其間屬於「合法」範圍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時已經做好了被判刑的準備，不知道的只是被判多少年。關於我請不請律師的問題，同牢犯人的意見不一樣。贊同的意見是，雖然律師不會改變大的結果，但是有可能爭取到少判一兩年。爲了一兩年的自由，請律師就值得。按照他們的經驗，錢是少花不了的。因爲新疆本地沒有敢接政治案件的律師，只有從北京請。每次來回飛機，住旅館，打車，再加上各方面的打點應酬，還得找熟悉新疆情況的助手，不考慮律師酬金，光是開銷至少也得十萬八萬。不贊同的意見說，對一般的刑事案件律師可能有用，但是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檢法的一般程序就能判的，肯定事先通過政法委（政法委是共產黨內的一個機構，中國的各級公檢法歸同級政法委統一領導，所以公檢法獨立辦案是徒有虛名），政法委定下來判你幾年，法院絕對不會判成另外結果，所以請律師沒有用，錢肯定是白花。

維族犯人一般都不請律師，除了知道律師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爲沒有錢。這將是中國通往現代化之路的另一種障礙，法治難以實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數人請不起律師。大量地頒佈法律不等於就是法治，所謂「國家越糟法網越密」。法律大量地脫離現實，與社會脫節，不爲人知，難爲人用，結果是人人都可能觸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責衆的情況下法律失去權威，從而進一步不被執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於賦予了權勢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尋租工具。如果人人都可以被法律懲治，那麼懲治誰不懲治誰就成爲最大的權力，法治也就成爲新的專制。

我決定不請律師，除了相信律師不會對我的案件起作用，我還有一個打算──要把法庭當作講臺。法庭受審是唯一能讓我對外講話的機會，我必須要利用。而且那些話只有我自己講，任何律師都不可能替代。

後來出獄時，我看到海外輿論把我的罪名說成了「泄密」，並且爲我進行辯護，說我一直在體制之外，不可能掌握祕密，因此不可能有什麼「泄密」。我當然感謝海外輿論對我的聲援，但我認爲我到底有沒有犯法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按照現行的法律，可以把我定爲犯法，因爲我複印的材料上的確印有「祕密」二字。然而問題是誰給了他們這樣的權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祕密」二字進行封鎖和壟斷？共產黨總是宣稱國家屬於人民，如果真是那樣，了解共產黨如何治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力，治理國家的信息就應該是最開放的信息。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誰去了解一點這樣的信息就會被判爲「竊密」，誰說出一點這樣的信息就會被判爲「泄密」。人民的知曉權被徹底剝奪，這是什麼法律？是出自專制權力的惡法！對於犯這種法，我既無愧疚也不後悔。既然我選擇了寫作爲業，我職業的功能就是要讓人民知曉。對我來說，人民的權利是最高法律。這最高法律有權蔑視一切惡法！我「竊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惡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惡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惡法不變，我過去這樣做，將來還會要這樣做！

當我在籠子一樣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辯時，經常會感到熱血沸騰，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向同牢犯人仔細了解新疆服刑的情況，如何下煤礦，如何燒磚窯，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艱難，雖然對那種前景不寒而慄，但是在心裏，我已經把自己未來的相當一段生命定位於新疆的苦役。那時我完全沒有想到結果會是另外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