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說：「如果不這麼給自己臉上貼金，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爲它的統治不是老百姓選了它，而是靠武裝奪取的政權，而且靠武力維持着。所以根據它上臺的不合法性和它自己心裏不自信，它必須用這種漂亮的大話來掩蓋過失。」

戴晴表示，中國民衆真正出自內心讚美共產黨的時候不是沒有。當新政權剛剛建立之際，全國人民和愛國民主人士發自內心地擁護共產黨，但是隨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講真話的空間越來越狹小：

戴晴女士說：「到了現在，就是基本上沒有了任何說真話的空間，它是用庸俗話和利益化來壟斷全黨，他們覺得幹嗎要說真話，幹嗎要讓頂頭上司不高興，讓他不高興我能得到什麼好處，已經不是從理想、從真理、從信念出發。」

司馬璐先生曾經在1937年加入共產黨，擔任過延安抗日大學圖書館主任。後來在香港研究中共黨史，出版黨史專著十多冊。他說，中共早期的黨員有很多理想主義者，象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對俄國革命發生興趣的知識份子，他們希望改變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司馬璐說，在建黨問題上他們之間出現了兩派的論爭，列寧派佔上風，導致了中國共產黨成爲目前這樣的集權專制組織：

司馬璐說；「一派的人主張，要發展對共產主義有真正了解的人爲黨員，以教育爲主。另外一派人主張，同時列寧也是這樣講的：共產黨就是要講激烈，講服從，凡是能夠服從組織的，行動聽指揮的，不管他對共產主義有沒有了解，都可以做黨員。」

司馬璐認爲，這樣一個信奉暴力的組織之所以能夠在幾十年裏吸收很多的人加入，依靠的是使用多種手法，其中包括政策多變，宣揚領導權威，兩手策略，前後不一，裏外不一等手段。司馬璐說，共產黨的內部文件記載了中共領導人的兩手做法。 

司馬璐說：「共產黨對很多事情有雙重標準，對外講，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是共產黨的功勞，但是對內講，毛澤東對平型關和百團大戰的看法卻完全相反，毛澤東說，平型關打得太早，仗等於是替蔣介石打。毛澤東甚至說，日本人侵略越深，對共產黨發展越有利。」

司馬璐指出，共產黨認爲講假話只是一種革命的手段。

司馬璐說：「講假話是從領導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講得很清楚，做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黨的工具。」

司馬璐舉出陳獨秀的冤案，中共在江西時期整肅AB團，延安整風時期的冤假錯案等例子說明中共在建黨前30多年的轉變過程。戴晴認爲，延安整風是中共走上一言堂道路的轉折點。

戴晴說：「延安先是整風，把還有一點點新聞自由的報刊《解放日報》改版，最後通過搶救運動，用威脅的辦法，使得全黨只能有一個聲音，全國只能有一個聲音。」

司馬璐認爲，延安整風除了使用威脅的辦法，也使用利誘的手段，如果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是國民黨特務還可以有獎勵。

司馬璐說：「有一個學校的大部份小學生全部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因爲承認是國民黨特務就可以發一盒餅乾。這種說謊給整個的黨帶成一種風氣。」

中共老黨員韋君宜在她的《思痛錄》一書中談延安整風時也講到這個問題。她在書中說，當時在中小學生中挖掘出國民黨特務，他們的年紀從12歲、11歲，10歲，一直到發現6歲的小特務。一個小特務的姐姐對韋君宜說：「你只要給他吃的，叫他說什麼他就說什麼。」

司馬璐表示，中共領導人講假話是爲了保住權力，爲了相互利用。而下面的幹部講假話從消極方面來說是爲了保護自己，因爲共產黨整人手段相當殘酷，所以幹部有時連沈默的權力都沒有，比如反右運動，人人必須表態。他說，從積極方面來說，講假話是爲了向上爬。

前中共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社長蘇紹智引述了出生在德國的政治學家漢娜.阿倫德論述極權主義著作的觀點。

蘇紹智說：「她(指漢娜.阿倫德)說，恐怖是集權主義真正的本質。第二謊言是集權主義主要的工具。後來薩哈洛夫夫人發揮了一下說，恐怖和謊言成爲集權主義遺傳密碼的一部份。永遠消不掉，要遺傳到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