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對這個問題真有些語塞。過後我想，也許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釋。例如，中國雖人口衆多，但讓共產黨政府給弄成了沙子狀；共產黨政府每次殺人、整人，都有壟斷性的輿論造勢，把要殺的人、要整的人說成犯了滔天大罪，非殺、非整不足以平民憤之類的；還有，共產黨每次殺人、整人，都說殺的、整的是一小撮，那一大撮覺得自己沒有事，不僅不起來保護這些要被殺的、被整的一小撮，反而起來說，這一小撮罪該萬死、「罪該萬整」。這樣一來，共產黨政府殺中國人、整中國人每每殺得得心應手，整得得心應手，哪裏有什麼人起來造反？反抗？
現在我想，中國人是讓共產黨殺怕了、整怕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不斷地被共產黨政府宰殺、修理，中國大衆的內心深處早已充滿了恐怖之感。一旦個人或者一個民族陷入一個政權長期製造的恐怖之中的時候，這個人或者這個民族面對權力高壓時首先顯現出來的本能往往不是反抗，而是唯恐逃之不及。
十多年前，我在中國認識一個當時我認爲很有前途的青年思想家。當年，我在唸大學的時候，他的思想之時髦，理念之堅定都曾讓我欽佩過。數年之後，我再遇他時，他的整個人都變了。沒有思想，沒有理念，剩下的只有乾枯的軀體、生存的掙扎和逃避的本能。
那天，我去拜訪他，他一再告誡我：說話千萬要小心，聲音一定要小。他說，他的房子裏面一直有竊聽器。然後，他去檢查了自家的後窗。怕我不明白，他還特地解釋說，半夜睡覺的時候，他發現有人在他家的後牆偷聽。我知道，他當時既不參加任何非官方組織，也不在學術界再有任何影響，純粹就是普通老百姓一個。我問他：幹嗎需要如此緊張兮兮？他說，你不知道，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對我進行監視、竊聽。我說，那我們換個地方聊天聊吧。我們來到學生操場。我想在這兒散步總用不着擔心竊聽了吧。一會兒，他又緊張起來了。他說，前面來的那人是學校保衛部負責人，我想他肯定會向上面彙報今天我與你在一起。我無法再與他進行任何交談。過了年把，我聽說他離婚了。朋友告訴我，他懷疑他妻子是安全部門派來監視他的。
從一些材料回憶錄中我知道，大躍進年代，農民爲了吃一頓飽飯，需要派人放哨，以便不讓共產黨政府官員發現，這是幾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今天的北京，又有幾個敢於放言的知識份子不用擔心自己家的電話有「毛病」？無論是數十年前還是數十年之後，共產黨政府對中國民衆製造恐怖的機制一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共產黨政府靠運動製造恐怖，江澤民時代，則是靠特務政治製造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