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義，這樣的一句話似乎可以追述到遙遠的希臘、羅馬時期。回顧遙遠的這段歷史，不只是讓我們仰望人類文明的燦爛輝煌。更多的是我們記住了這種聲音下的歷史事實：在以人民的名義的正義聲中，蘇格拉底毅然的喝下了那杯人民釀造的苦酒；在西塞羅滔滔不絕的雄辯聲中，古羅馬業已以人民的名義開始了內戰。
以人民的名義，到了18世紀的雅各賓黨人嘴裏，已經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理想主義手中的道德法寶。以人民的名義，羅伯斯庇爾話音還回蕩在巴黎的上空，丹東就爲此付出了血的代價，與之交相輝映，無套褲漢擲地有聲，動輒人頭落地血流成河。這樣一路下來，理想主義手中的道德法寶又上升成「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暴。」還是以人民的名義，當斯大林爲未來蘇聯的歷史高瞻遠矚的時候，數以千萬計的人名被填進了古拉格羣島似的歷史花名冊。
以人民的名義，言猶在耳，忠豈忘心。那個爲了更好的爲「人民服務」，寫下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白髮蒼蒼的老人在歷史彌留之際，再也無法掩飾心中的憤怒：「我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但是，這樣一句以血淚寫就的對歷史的詰問，竟毫無歷史的穿透力，大潮湧起，迅即就消失在以人民的名義的喧囂聲中。
當年顧準踽踽獨行於以人民的名義的喧囂聲中總結革命的歷史經驗時，對這股潮流條分細縷：「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顧準說：「然而，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反動保守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爲反對這種專制主義奮鬥到底！」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20世紀末的中國知識分子找到了話語轉換的航標。
那種假人民的名義，行專制主義道德理想之實的烏託幫似乎成了歷史的絕響。整個世界歡慶社會大還俗。對此，朱學勤有精闢的論述：「那時，全社會將在一個早上突然翻過身來，推倒昨日還在崇拜的『革命偶像』，並把它拉上它們自己設置的斷頭臺。那時候，解構者被解構，推翻者被推翻，而千百萬昨日還在鬨鬧的『革命羣衆』則突然更換舞步，在斷頭臺下跳起了慶幸還俗的歡快舞蹈……」
20世紀中國的後二十年是在社會慶幸還俗聲中度過的。由凌空蹈虛到貼地行走，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20多年下來，人們卻驚訝的發現不光是給自己的肉鍋裏多增加幾片肉的問題，整個社會更面臨着社會道德普遍滑坡，貪污腐化盛行，財富分配不公，社會正義難以實現等等問題。
「娜拉走後怎樣？」是個費思量的問題，但比這問題更古老的卻是：娜拉爲什麼要出走？
理想主義大廈的坍塌砸倒了革命的泥塑木雕，同時卻也帶走了信仰的神龕。普遍缺乏信仰成了這個時代最好的腳註。後人在翻看20世紀思想史時，肯定會被當時眼花繚亂的中國思想界所震驚：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理想主義、經驗主義，新詞舊語層出不窮，新瓶裝舊酒，舊瓶到新酒。思想的土地掛上了萬國旗，思維的頭腦成了跑馬場。但就是在如此衆多的主義、理想中間你卻找不到兩個字：信仰。有位哲人說過：「沒有信仰的時代必定尋找道德的廉價取代。」
告別革命是理想主義歷史血的經驗總結，試錯演進、摸着石頭過何是經驗主義的不二法門。但不管你怎樣改良、循序漸進，你總要面對那些社會問題。解決不好這些問題，就必然面臨一個矛盾普遍激化的社會。面對這樣一個局面，我們沒有看見自信的話語霸權，反而看見的是貧乏的話語無力。當外來和尚唸的經水土不服的時候，我們沒有現成的經典可用。這時候，知識分子只有回到那個良心的戰場：內聖外王。外在的王道未行必先追求內在的心靈約束。修身、奇家、治國、平天下。一路比照下去，個人的道德自律泛化成社會價值衡量的黃金律。
上有道德權威的制度安排，中有衛道的話語權柄，下有民間的道德渴望。道德社會呼之欲出。可這卻不是理想主義道德理想國造成的結果，而是經驗主義社會實踐的歷史事實。
由此我們看見自宋明以來那個社會形態，以德治國的現實承諾與民間的的道德救贖如出一轍。這也許就是這一古老民族現實與歷史的不謀而合和破舊立新。朱學勤曾經在他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對這種情況加以概括：「以世俗形式的道德觀念來安排對世俗權力的道德監守，甚至更進一步，以世俗形式的道德觀念來重建世俗權力。」可惜這樣的道德理想國不是建立在理想主義之上，此一道德理想非彼一道德理想。如果說前一道德還透者神聖崇高的光環，還代表了人類美好的終極願望。那麼，那種建立在世俗社會上的道德理想國，卻是對人類個性的壓制和對人類精神的桎梏。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以人民的名義到以道德的名義，那個古老的社會似乎又還魂於當代。賽先生於德先生爭了將近一百年，到頭來我們卻看見：賽先生一旦完成他固有的歷史使命（賽先生甚至壯志未酬），德先生必然捲土重來，其氣勢之洶湧，敢叫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頃刻灰飛煙滅。這樣的時候猶如唐吉坷德把自己置身於現代虛擬的無人的戰場，等待他的不是必然的現實的勝利，而是現代高科技下的造化弄人。
以道德的名義，我們猶如沙漠中行進的的孤旅突然發現了道德理想國的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