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杜絕迎逢應酬、結黨營私。乾隆帝剛即位就對此進行譴責，他指出："彼此宴會，廢時失事，屬員效尤"，"並起夤緣弊竇"，今後要一律禁止，否則一經發現，必加嚴譴。乾隆二年又重申禁州牧、縣令出境迎送上司之令，以免啓奔競之風。三十七年，查禁官員中盛行的"換帖"、"上省"、"宴會"諸弊端。四十一年，皇長孫綿德與禮部郎中秦雄褒相互贈送禮物，被革除定郡王爵位，降爲固山貝子，秦雄褒革職，發往伊犁充軍。

　　其二，整飭八旗，減少腐敗。此時，八旗子弟的腐敗已經相當嚴重，逐漸由官場蔓延至社會基層。乾隆帝批評八旗："承平日久，漸及奢靡"，"不務本業生計，但知坐耗財物，不知節儉，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銷，虧竭國帑，兵丁閒散人等，唯知鮮衣美食，蕩費貲財"。他經常告誡八旗子弟勤習弓馬，讀書識字，獲得一技之長。爲解決八旗生計，支給生息銀，用公款贖還典當、入官地畝。還在吉林組織屯墾，可惜收效甚微。

　　其三，革除陋規，防治"合法"貪污。如革除浙江省的"當官貼費"，停徵兩淮"公務薪水銀"，禁收童生卷價，革除澎湖規禮銀1200兩。

　　其四，禁督撫貢獻，以防擾民。乾隆帝曾命令各省督撫不得收受下屬土儀。接着以身作則，命停止督撫貢獻。後來還是有督撫進貢，乾隆帝一概拒收，並予以申斥。凡發現派辦進貢事件，都給予嚴厲懲處。

　　其五，明立條規，防範貪污。命各省督撫杜絕部院書吏需索，如有發現，立即奏聞，如私相授受，照枉法贓治罪。禁止各省鎮將在任所置立產業，倘有託名置產者，將本官交部嚴加議處，地畝入官，上司容隱者，並行議處。針對各省辦理賑災，多有侵漁剋扣問題，又規定凡重災之地，督撫必須親往查察災情和賑務，等等。

　　其六，防範官員親屬，家人和幕僚舞弊。嚴定外省官員失察子弟例，如聽信子弟借辦公事爲名營私舞弊，即以其罪治其家長，上司明知而不查處，照徇庇例降3級調用。針對家人犯罪多，且一旦事發將罪責推給家人的情況，乾隆帝明確規定："家人勒索即主人勒索也，不可以失察開脫其罪。"因此，凡家人犯貪贓罪，主人也受懲處。後來又革除坐省家人名目，不準府州縣官派人居住省城，與督撫藩臬勾通。嚴禁上司戚屬爲下屬幕僚。

　　其七，補充懲貪條款，嚴格執法，乾隆二十三年，停止執行原有的罪犯捐贖條例。二十五年，由刑部議定，官吏犯枉法贓罪，即使在規定期限內完贓，仍照原判治罪。即使在停決罪犯之年，貪贓罪犯照樣處決。三十四年，決定在計贓時考慮造成的後果，如後果嚴重，以後果爲"本罪"，收受禮金爲"餘罪"，量刑時將二者合併考慮。四十八年，增定卓異官犯贓議處原保薦上司例，對負有失察責任的上司不僅規定了革職、降級的相關條款，還有經濟賠償的具體責任。

　　在懲貪實踐中，由於不斷髮現問題，不斷補充相關條款，使乾隆朝防範貪污的法規遠較前代嚴密。它爲貪污犯罪者亮起了警示的紅燈，希望達到防患於未然的目的。

　　從乾隆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對貪污的懲治一直沒有間斷過。乾隆一朝因貪懲處的高級官員數目之多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據《清高宗實錄》和《清史稿》初步統計，本人犯貪贓罪被懲辦者計有：總督9人，其中被處死或迫令自盡者5人；巡撫17人，被處死或迫令自盡者10人；布政使9人，處死或迫令自盡者8人；將軍以上高級軍官4人皆判死刑。另有尚書5人革職、降職；貝勒1人罰銀、罰俸；親王1人降爲貝勒，永遠停俸。徇私辦案受到懲處，贓證不確鑿者未統計在內。中下級官員犯貪贓罪遭受處罰的則多得無法統計。如將六十年做總體考察，懲治貪污是一個逐步趨嚴的過程，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乾隆元年至乾隆五年。飽讀詩書的青年皇帝對世事充滿了瑰麗的幻想，正如他自己所說："朕即位之初，本欲減去苛繁，與衆休息"，"以成朕之寬大。"這時對貪污案件的處理確實較爲"寬大"。如兵部尚書傅鼐勒借商人銀兩，工部尚書趙宏恩納賄，總督劉於義浮開麥價，鄂彌達家人霸佔民營煤山，巡撫王士任、岳收受賄賂，都只給予撤職處分，不久又重新起用。

　　乾隆六年至乾隆二十九年爲第二階段。乾隆帝經過5年執政，已到而立之年。這時他對貪污的危害有了更理性的認識。他引用古語"王者之國富民，霸者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告誡羣臣，意謂高官致富不利於國家穩定，如通過貪贓枉法而致富，就會危及國家存亡。這也是爾後對貪官抄家，進行經濟剝奪的動因之一。乾隆六年連辦大案。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因徵收稅糧時加平入己，被判死刑。山西學政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被就地正法。步軍統領鄂善在一宗家產爭奪案中收受賄銀1萬兩，被賜令自盡。這年還發生了浙江巡撫盧焯處理民人分家案，受賄白銀5萬兩的案件。乾隆帝命嚴厲查處。這時，言官鹹以效法康熙帝，崇尚寬簡爲言，其言下之意希望乾隆帝治官不要過於嚴厲。因此，從乾隆七年至乾隆十年，一直未查辦什麼大案。但很快他就認識到，"斧質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唯一犯侵貪，即入情實，且即予勾決。人人知法在必行，無可倖免。身家既破，子孫莫保，則饕餮之私，必能自禁。"於是，對貪贓枉法的官員再度從嚴懲治，相繼查辦了10來起高級官員貪污受賄案，如雲貴總督恆文、浙江巡撫鄂樂舜被迫自盡，綏遠將軍保德、山西布政使蔣洲就地正法等，這說明第二階段執法嚴於第一階段。

　　乾隆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爲第三階段。這一時期共查辦了21起大案。這一時期的案件有許多特點。其一，發案頻率高，高官犯罪多。其二，個案金額特別大。如高恆案預提鹽引虧空白銀達700餘萬兩，甘肅收捐監糧案貪污總額1000萬兩白銀以上。其三，大案的高發區集中於國家財政收入的重點部門和地區。如鹽稅、田糧、商稅及雲南銅礦成了犯罪分子的首選目標。其四，作案時間長，手段隱蔽。如甘肅自乾隆三十九年奏請開捐，到四十六年案發，作案達8年之久，高恆與他的前任作案則長達22年。其五，出現了有組織的貪污。王望與甘肅各府、州、縣官串通一氣，結案時，侵吞白銀一千兩以上官員102人，1000至9000兩者26人，1萬兩以上者11人，2萬兩以上者20人，全省官員爲之一空。其六，紈絝子弟膽大妄爲。乾隆後期的大案中，紈絝子弟佔了很大比例。如浙江巡撫王望系江蘇巡撫王師之子，山東巡撫國泰系四川總督文綬之子，閩浙總督兼福建巡撫陳輝祖系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兩淮鹽政高恆是大學士高斌之子、慧賢皇貴妃之弟，這些人有靠山，有門路，能打通各處關節，膽子壯，歪點子多，犯的案子也特別大。後三十年懲貪基本從嚴，乾隆帝用鐵的手腕鎮壓貪官，連皇親國戚也不放過。

　　乾隆帝對懲貪鬥爭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對貪官污吏也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乾隆的懲貪有利於改善農民的處境，有利於緩和社會的矛盾，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延緩了清王朝衰落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