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克里斯.克米诺（Mr. Chris Cominos）先生，欢迎回到澳洲这个大家庭中来。
克里斯：谢谢。
记者：澳洲人民，尤其是华人社区的人都非常关心您，作为一个墨尔本地产经纪人，同时是纯希腊血统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被警察毒打的遭遇和身体的恢复情况。可以和大家谈谈您在北京的整个过程吗？
克里斯：好的。2001年11月20日下午2点，我和另外三十多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照了几张像后，我们一起展开了一副用中英文写著“真善忍”的横幅并开始打坐。马上就有数辆警车鸣著警笛向我们冲过来。许多警察对我们连踢带打，并不断地企图夺走我们的横幅。最终他们把横幅夺下来了，把我打倒在地上。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没有任何兴趣和我们说话，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拖入警车。我知道我没做错什么，我不想进那警车。
5、6个警察围著我拳脚相加，我没有回手。然而他们越不能把我拉上车，就变得越恼火，越暴力。被拖至警车时，我把著车门拒绝入内。我身上的伤主要是在那里被打的。初被推入车后，我把著里面的扶手拒绝向前走。他们掰我的两个手指向后强拽企图让我松手，导致我的手掌骨折。我仍是不肯松手。最后他们终于把我拖入车。我便开始喊：法轮大法好！他们于是以拳头打我的脸。我的鼻子开始流血。他们用我的衣服盖在我的脸上企图使我窒息，阻止我说话。我有一阵子不能呼吸。这是在警车上的主要经历。
警车将我们带至警察局。他们把我们35人塞入一个小房间。很久之后，他们把我们关入楼下的小地牢里。里面一点也不通风。他们给我们照相，拍录像，问了更多的问题。非常粗鲁,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但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那里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警官居然不知道残酷的镇压正在发生的事实，那些20岁22岁的年轻警官，一无所知，他们中许多看起来十分单纯，听到镇压的事他们很震惊。他们只以为法轮功不好，对待法轮功可以为所欲为。
我问其中一个女警官，为什么抓我们，她说没有人抓你们；我说那我为什么在监狱里，她说这不是监狱；我说，到处都是栅栏围墙，不允许我们出去。若不是被捕，不是监狱，为什么把我们困在这儿而不能上外面去说话？她无言以对。
录口供时我问她，为什么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她说：“因为我们是警官。”我说我对警察的理解是，警察的职责是保护好人不受坏人和邪恶侵犯，而不是打好人。她彷佛受了惊，录口供终止了一会儿，在后面和其他人用中文交头接耳。她便跳到下一个问题。她每问一个问题我都对她说，我已经回答了你那么多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回答一个我的问题？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我做错了什么？“真善忍”是违法的吗？女警官说，是的，是违法的。我说，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做人诚实、与人为善，宽容忍耐是违法的吗？她说，不要再问了，只许回答我的问题，你必须照实回答讲真话。我说，你刚才还对我说讲真话是违法的。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她于是变得很烦躁。
在地牢里，警官恐吓一位试图用手机和外界联系的德国学员。她喊道，把你的手机交给我！你们出去时我会还给你的。我说既然你是打算还给她的，那起先收走它是为什么？她对我喝道：走开！不要再问什么问题。她接著恐吓那位女学员，企图强行抢走它。我喊道：不许偷东西！为什么偷人家的东西？她马上辩白道：我们不是偷东西！我们只是帮她寄管她的随身物。她显然害怕了，因为我喊她作贼。
我感到他们的提问不可理喻。我回答了他们所有有关问题，如什么时间来，为什么来，几点钟上的天安门，而接著他们问我在澳洲的个人生活问题。住在哪里，我回答说这些问题不干你事，他们与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和她站在一起的一个悍壮高大的男警便对我说：“过来，我想跟你到大厅后面说话。”我开始跟著他走，然后问他，“为什么要上那儿去？”他说，“想问你问题。” 我说：“有问题可以在这里问，为什么非得上那儿去？”他说这里太多人了。我说这里只有两个人。你是想干坏事吗？你是想在后面干坏事又害怕让人知道吗？你想打我，还是想干什么？他变得很生气，喊道：给我离开这儿。我说，你说你想问问题，我们已经坐下来问了很多问题了，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藏到大厅的后面去。我于是又坐回原处。他于是走过来拖我的外衣，企图把我举起来。我不走，他就用更大的力拽。如同幼儿园的把戏。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那里的。结束前他们强迫我在一份中文的笔录口供上签字。我很难相信他们记录的是我的原话。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相信呢？我们不但被打，还不允许见本国驻华的外交官，不允许打电话。我说：“你们讲法律。你们遵循的是哪条法律？规定我们不允许见外交官，不允许打电话？而你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依法行事？哪一个男人或是女人敢制定法律说人不允许善良、宽容和容忍？这是什么法？哪里有这样的法？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法，天地间没有这样的法。”我还说，我知道中国已经和联合国签署了人权条约，宪法也规定公民有向政府和平上访的权利。我们所做没有错，也没有违法。他们被如此曝光，他们变得很生气。每当他们的错误和坏心被指出来，他们变得很生气。
我们记下了一些警察的工作牌号码准备带回来。他们发现后显得十分害怕。一个警察显得手足无措。显然他知道他是错的。
从20日下午2点到21日下午6点离开，我没有吃任何东西，没有睡过觉。离境前他们把我们从地牢带入机场边上的一个会议厅里。我们在那里取回了各自的行李并被带回来。在会议厅等候期间，他们从餐馆或快餐店叫了快餐用塑料袋装好了举在我们面前，并问我们喜不喜欢吃中国菜。与此同时，3个手拿摄像机的人跟在其后，等著拍我们取食的情景。我没有接受他们提供的食物。看到他们充分暴露了他们如此邪恶的一面，而又做戏地给你食物假装对你好，想制造一个假象，我感到很恶心。他们想以此告诉全世界他们对我们有多好；而在此之前，他们却打我们，不让我们上厕所，即使上的时候，还有3个警察紧跟在后，并不许关厕所的门。(他们)明摆著是想作戏。他们站在不同角度照相，企图拼凑出他们的谎言。所以如果他们真的编造出了什么荒诞可笑的故事，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离开北京后我直接去了希腊，那里原本是我的行程的目的地。我很久以前就计划去希腊了，那里也有很多事需要做。向希腊的政府和媒体讲清大法真相。许多希腊人还从未听说过法轮功呢。
记者：你的家人听到你的消息有何反应？
克里斯：我的家人包括我在这里的亲人听到我的消息感到很震惊，尤其是我母亲，一听到我的消息她就哭了，她的嗓子都哑了，情绪仍糟极了。
记者：中国外交部说，你们得到了“人道主义”的待遇。对此你如何看？
克里斯：这更证实了我刚才所说。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干下了什么。我们也知道比起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我们的承受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令我感到恶心和悲伤之处。他们对我们这些西人，对我们这些西方的游客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他们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国民。我们早就知晓了他们的行径，如今只是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制造谎言，编造故事欺骗世人的事实其根本上就是要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记者：作为澳洲公民，你希望澳洲政府作何反应？如何给予你们支持？
克里斯：我还没有听说澳洲政府对此所做的官方回应。我希望政府非常支持我们，能谴责中国(江泽民)政府的行动，不但是谴责他们对我们的所作下的一切，还包括他们对所有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我一直在告诉人们，迄今仍有上亿的人在遭受著迫害。上亿的人，也许被迫害的程度多少不同，但我要说，这是今天世界上发生著的纯粹的最大的持续的官方的恐怖主义行动。听到中国(江泽民)政府说，江泽民说他也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恐怖主义运动我感到大倒胃口。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者反的是什么恐怖呢？
从我的角度看，这一考验是针对中国以外世界的每一个人。面临这样的环境，我们将作出何种抉择。因为那里发生的罪恶已是世人皆知。环境的改变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挺身而出，而不是无动于衷，或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记者：你认为中国(江泽民)政府为什么敢公然如此粗暴地对待外国友人呢？
克里斯：他们不在乎，真的不在乎。他们的态度是，这里是中国，一切在这里就得是这样，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外界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可以掩盖一切。他们想作给别人看什么，别人就会相信什么。
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我们本希望我们的和平请愿能让他们人性未泯的那一面意识到他们做错了。然而他们的观念已经膨胀，他们认为一旦法轮功被定义为“XX”，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观念已被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也是那个社会为何会被扭曲到今天这种程度的原因。他们认为一旦他们被告知什么东西是不好的，那么无论对之如何处置都不为过。记得一位以色列国会议员讲过，在中国这个人权完全得不到保护没有公正的国家，任何罪恶都可能发生。
我想，人们被愚弄，蒙蔽以至看不到基本甚至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有人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准则，无论你个人喜欢或不喜欢，修法轮大法的人就在按这一准则生活。即使你认为这不好，你又怎能以你自己的想法改变别人的真实态度。（这种强制）本身是人性恶的一面，而(江泽民)政府却在鼓励这恶的膨胀。人们在被鼓励成为坏人。社会上也许本来就存在这诸种恶的现象和坏人，这并不奇怪，但是当一个政府鼓励这些现象的滋长，那就很成问题了。这也是我们试图突破的，帮助人们看到真相。
记者：中国(江泽民政府)残酷镇压法轮功的事实在海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么你明知道去中国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什么还是决定迈出这一步呢？
克里斯：我3年半前开始学习法轮大法。从打开《转法轮》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本多么好的书。然而刚开始时由于工作忙，我并没有认真修。后来随著读书的次数增多，看了几次师父的讲法，又和其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