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演講中指出：政府把所有的資源都勞勞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政府機關本應該是一個公共服務機構，而他們卻把教育、新聞等公共產業當成了自己的資本，把找他們辦事的老百姓看成了客戶，用他們手裏的東西交換，造成人民到各級政府辦事都要賄賂政府官員。甚至出現了有償新聞、買賣文憑。政府把自己變成了改革的受益者。在中國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政府又通過股票卷錢，把風險轉嫁給老百姓。
她還發現，政府通過住房改革、醫療保險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等把本應該屬於老百姓的社會福利統統賴掉。一國兩制變成一家兩制。一家有一個人在政府機構做事，老婆、孩子、親友開公司，他就把掌握的公共資產讓家裏的公司經營公司。政府所謂的反腐敗，實質也是打擊政敵的工具。
她指出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的，恐怕就是農村問題。多達幾十種的稅收和需要養活越來越多的鄉、村幹部，使農民根本負擔不起只好進城打工。由於城市失業率的升高，這些人就會造成社會治安的惡化。
她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和教育制度產業化都提出了批評。她說：一個發展中國家，往往通過義務教育，使沒有經濟能力的貧窮階層子女接受教育從而進入中產階級。而教育制度產業化後，目前大陸高等教育的學費以每年50%的比率增長，造成貧窮階層子女即使考上大學也上不起。即使是中產階級也很難承受。這樣就等於剝奪了廣大中下層子女受教育的機會。
何清漣女士有理有據的論述以及對中共的大膽批評得到了在場學者的認同和欽佩。但隨之大家更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發展前景究竟如何？所以在演講完畢後，與會的學者也在這些方面向何女士提出許多問題。對於中國的前景，何女士似乎並不樂觀。面對中國日趨嚴重的自然資源枯節和社會道德的下降，她說：「目前只能是要求每個人從我做起。不可以一邊指責別人，而自己往上吐吐沫。」
現場也有人認爲，何女士的演講有反華成份。何清漣也無可奈何地說：「中共的教育實在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了中國文化傳統的代表者。」同時，她也強調，指出問題是爲了解決問題，是爲了中國更好。做爲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她有責任，也有義務，把中國的實際情況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