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　诺贝尔在1896年订立遗嘱规定﹐和平奖应授予那些“为促进民族和睦友爱付出最多﹐居功阙伟之人士......”。近些年来﹐和平奖逐渐多由民族争端﹐战争对手的双方或一方拮取﹐可以窥见世上不和平的因素增加并导致军事政治争端的趋势。

其实﹐和平是一种内含的力量和实力﹐和平就是一种威风和和平本身。

今天的中国向进步和和平的转型﹐早已是人们不再期待的事情。从突发的恐怖事件发生后中国国民的反映来看﹐哲学在中国如果不是死得更早﹐那就是死得更彻底。哲学死了的国度和民族﹐没有普遍人性惯有的同情心和博爱心﹐代之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幸灾乐祸的嘻笑心理。中国象一个在全封闭的闷罐里我行我素的昆虫﹐不自觉地在转型﹐中国统治集团在致力于这种转型或是无力于这种转型﹐那就是人们如今可以毫不掩饰的冷血和漠视。也许是见惯了死人﹐也轻视自己的价值﹐剩下的生命中可以赚得的一点小钱比生命值钱得多。十几年前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期望的社会转型是更加民主和开放﹐像西方世界一样制度性地保障民主和自由﹐拥有一些个人权利。如今早已随着中国人的道德转型而化为子虚乌有。

我们期望中国的进步是制度的进步﹐但是制度即使开放了﹐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瓜分光了﹐人却先于制度死了﹐制度和开放焉何价值﹖

我等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国家社稷为己任﹐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西方的安定生活﹐打倒了我们的激情和热血﹐拯救中国成了酒足饭饱后的雅性谈料﹐聊以安慰可怜的良心。在这种悲观的时候﹐我去流览了一下法轮功﹐本想嘲笑一下他们的无谓。孰不知﹐倒是为自己的现实无知吓出一身冷汗来。

不能不诚实地说﹐他们的勇敢﹐当在我们之上。他们的韧劲儿﹐当在我们之上。他们的持久﹐当在我们之上。法轮功群众都土得不能再土﹐他们要求的其实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权利﹐过于基本﹐因而个人化。我们不愿接受他们﹐一是因为我们要求的从来是高蹈的理想﹔二是因为我们是理念的生产者﹐群众是我们的被教育者﹐而不是相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中国士大夫传统﹐令我等相信﹐民只能是草民﹐不可能真理在握。连我们都被金钱和安逸污染的时候﹐怎能有草民把握着国家的命运﹖

我们不是和世界一样期待中国的转型和进步吗﹖现在中国人民从内部进步了﹐我们为什么不敢承认﹖这么多年来﹐外部世界总是希望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推动中国进步﹐但是都不成功。中国总是从内部改变的。现在中国人民从内部站起来了﹐在道德上﹐人的素质上改变自己﹐因此带动国家﹐民族的面貌。法轮功人在争取什么﹖不是政权﹐不是制度﹐不是理念﹐而是行动﹐由每个个人联成一片的行动﹐把那些崇高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从基本的人际关系准则提炼升华为一股强大社会动力的奇迹

仔细想想﹐中国法轮功问题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的事情。四十多个国家的人民开始练习﹐可见其感召力之大﹐大在那吸引人们的修行内容﹐不能不承认这客观上就是古代盛世之后函件的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巨大成功。以我之见惯了的中国人民﹐或是屈服﹐或是反了﹐怎能相信死了哲学﹐死了精神的“中国人民”可以创造出如此不凡的声势浩大﹐旷日持久﹐以追求信仰﹑言论﹑集会自由及要求社会正义为目的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倡导宽容忍让﹐坚持以非暴力回敬暴力镇压。原来﹐在深入阐述“真善忍”原则和宇宙根本关系的基础上﹐李洪志先生建构出一种真正的﹑持久的和平远景﹐是以人的本性中可重塑并升华的特点为基点的自我再教育工程﹐以社会各个民族原始初期崇尚的﹐为正义承受苦难和压迫而升华超越自我生命所体现出的一种高贵的和平境界。

我们推崇李洪志先生在严峻考验下依然不屈不挠﹐坚持以和平方式弘扬崇高人道价值的不懈努力。因为﹐纵观数千年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始终无法跳脱出以暴易暴的怪圈﹐一方面﹐专制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把受压迫者逼上梁山﹐另一方面﹐旧王朝的土崩瓦解又总是为新的专制独裁统治所替代﹐社会的发展总是在流血镇压下完成﹐以千千万万无辜平民生命为代价﹐这种历史悲剧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中国﹐由于法制不彰﹐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反而造成了腐败猖獗﹑贫富分化的后果﹐经济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着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国统治集团自身腐败﹐造成了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工人﹑农民生存危机﹐严重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进而威胁到整个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问题不搞定﹐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从政治上搞不定﹐从制度上搞不定﹐从意识形态上搞不定﹐从经济发展上搞不定的一切﹐今天在如此众多的人民自觉的行为中落到了实处。与历史上的历次和平运动相比﹐法轮功与他们不同的是﹐没有一例用暴力相对的例子﹐真正做到了和平。这是与诺贝尔和平精神的初衷相吻合的﹐并以其彻底的和平给动荡的世界灌注了新的和平内容﹐提升了和平的精神。用道德的升华来展示真正和平﹐这就是人类的精神走向。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如此不可摇动的意志﹐凝聚和包融着和平之精灵﹐中国人民走出了狭隘的国度﹐走出了魔鬼地带﹐开始了以自己精神转型为根本的国家﹐人民转型﹐开始了新世纪和平之旅程－－自觉的想先天善良本性的大规模群体回归。

纵观历史﹐许多政治改革﹐许多精神运动都要经过很多年﹐甚至若干代人﹐若干世纪﹐才能发展到他们今天的状况。而中国人的法轮功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我们不承认这种人性回归﹐是因为我们想不出这样的方法﹐也不相信民众的可改造性﹐那不是人想做就能做得了的。。

研究一下战略地图﹐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近年来已经完成了对中国这个最后的共产主义专制堡垒的攻势。根据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轨迹﹐可以看到﹐通过对戈尔巴乔夫﹑达赖喇嘛﹑翁山苏姬﹑贝娄神父和金大中等人的颁奖﹐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在中国周围树立这些民主自由的灯塔﹐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嘉奖﹐能有效地告诉中国人民﹐国际社会奉行的普遍行为准则是什么。对中国的工作应该什么时候进行呢﹖这主要取决中国什么时候成熟。成熟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行动能力的﹐民众觉悟性质和程度的﹐种种﹐种种。

法轮功的民众凝聚力完全打破了中国以暴易暴这个制约社会发展的历史怪圈﹐在中国大地上彪炳出一种崭新的理念。作好人的真﹑善﹑忍信念深刻感召了千百万人民。一场大规模的公民不屈服运动正在形成和发展﹐所影响的人数之多﹐震撼社会之深远亘古未有。仅仅是为了选择一种自我健康的生存方式﹐为了保证自身能做好人﹐社会可以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和平发展﹐客观上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这就是社会的积极进步﹐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契机。如果国际社会予以积极推动﹐将有助于促进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极权国家转型﹐逐步实现民主。这样的和平转型不但会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动乱﹐而且将避免和防止这样的动荡破坏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法轮功不仅倡导出新型的人生和哲学﹐而且完成了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最艰难部份﹐真正唤起了民众对自身责任的觉醒﹐形成了大规模的人民实践。

由此﹐李洪志先生被提名为200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不止是代表国际社会对李洪志先生及其千百万法轮功学员追求﹑倡导和平精神与情怀的鼓励和声援﹐更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为中国正在孕育成长的公民社会拓展空间﹐赋予他们力量﹐促使他们确实参与到中国迈向民主与和平的发展进程。正是这样﹐我才真正认识了为什么和平是一种发自生命本原的内含力量和外延实力﹐外力打不垮﹐摧不毁﹐和平就是一种威风和和平本身。和平之让专制者恐惧的力量﹐就在于此。

历史就应该这样选择和平﹐历史将如此赢得和平。因为和平在于人民﹐人民在于道德和精神。道德和精神又在于成千上万择善而从的人民。当我真正用饱经中国政治风云磨难而成熟站立的大度﹐平易客观的心念﹐穿透历史烟云的哲人之冷静看待法轮功的平民百姓时﹐不能不承认其高大和艰难不易。创造伟大的﹐毕竟是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