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网上看到的材料，如果这些问答属实的话，那么俺要说，核心似乎没有起到替他的江山涂脂抹粉的作用，反而是欲盖弥彰了。他缺乏网上一些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直言不讳，也没有袁总统时的说话坦率。大概是想说东土国情特殊，需要专制，否则国家会分裂，社会会大乱，经济会崩溃，云云，但是，在话语上，又不肯直言东土是不民主的，结果越辩越糟。既然是这样，还不如不接受人家采访，因为这等于是为所谓“妖魔化”戏曲自我塑造反面形象。

不过，核心的回答究竟如何，毕竟是见仁见智的事，俺认为是破扫帚，别人可能会觉得是大仙的佛尘。因此，这不是俺此时的主要议题。

俺要说的是：他对洋人的态度，和他对国人的态度，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他能毫无附加条件地接受记者采访，让记者以平等自由身份，向他步步紧逼式的问话。这本来是民主国家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到了核心这里，据说就是十几年一次的“久旱逢甘霖”了。

这或许是核心的开明、进步，以及对自己有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他想通过媒体向民众沟通的愿望。 可叹的是，他是给外邦人这样的地位和这样的机会。美国记者可以面对面地问他：您是专制者吗？您对拖拉机进城怎么看？而美国民众则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中国的领袖在竭力地向他们证明：“请相信我是好人！”

换了东土自己的记者呢？有这种可能吗？东土的民众能看到这样的采访问答吗？俺相信，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只要能承认起码的事实，就必须承认，答案是否定的。

大清的时候，大概是体谅到西夷不通教化，膝盖骨又硬，所以面君之时，便免去了叩头之礼。但是东土臣民呢？久在礼仪之邦，既知礼法，那就须严格要求，一定得三拜九叩了。

东土的记者是核心的御用笔帖式，是伟光正的喉舌，是中央领导的“下级”。连全国的百姓，哪怕是不从官府领薪俸的平民，也是核心和他手下各品级大员的“下级”。在这个礼仪之邦，“下级”和“上级”有严格的礼术，一定要尊重领导，服从领导。

但是，洋人呢？来到东土，让他们纳入伟光正的上下级体系，他们是万万不肯受管束的，因为他们自幼缺乏伟光正的熏陶。于是，伟光正怀柔至远，对他们也就多多体恤了。在外国记者会上，向外国统领提出一个个刁难问题的，是外国记者，可是在东土的记者会上，向东土核心和朝臣们提出一个个刁难问题的，还是外国记者。

即使是在自己的家园，在伟光正治下，东土人自己，依旧是必须行恭顺义务的臣民。而外人呢？落实成文字的“治外法权”是没有了，但是，核心们是可以格外体恤，甚至能够放下身段，让外国人站在道德制高点，反过来对这个“三个代表理论发明人”审问一番的。 这便叫内外有别，这个区别叫做：宁赠番邦，不予家奴。 当年的“治外法权”至今被东土人引为国耻。而俺这样的“汗肩”亦以为是。但是，俺认为，根本的耻辱，是东土当时实行的打板子、砍脑袋的刑罚制度，已经落后于世界。真正的消除这一耻辱，从而消除“治外法权”，不在于让县官问案时把洋人也拖下去打板子，而是在于让东土人和洋人一样，在这片土地上，都不至于遭此酷刑。 如今，核心能够对民间的洋人记者平等以待，洋人却不见得买他的好，因为他还是个专制者，至不过是因务实而有些惧外的专制者而已；什么时候他能够对本国的记者平等以待，坦然地让东土自己的记者也能在东土纭纭众生前，自由而平等地向他发问，那时候，才有真正的中外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