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12月3日出版的亚洲周刊报导说，随著中国大陆经济稳定发展，不少人都富起来了。最近《福布斯》（Forbes）杂志评选「中国大陆五十大富豪」，包括荣毅仁、刘永好四兄弟、任正非等前十名富豪的财产，总额就接近六十亿美元。不少人则在连年上升的神州股市中，在自立创业的热潮中，赚得人生里的第一桶金，因此消费也豪爽阔绰，一掷千金。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购物大道上游人如鲫，高级西餐厅、大酒楼都挤满顾客。在上海，拥有自己房屋产权的业主越来越多，起码有半数上海家庭成了业主。在北京，私人轿车数目达到四十一万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私人轿车超过公车的城市。大型歌剧《阿依达》最近在上海上演，位置较好的门票每张人民币一千五百元（约一百八十美元），但票房仍然红火，很多观众想买也买不到。

然而，不是所有富豪的生活都奢侈挥霍。谈到对「财富」的理解，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说：「就我个人而言，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之后，财富已经没甚么意义，仅仅是一个数字，意味著社会的认同和事业的成就感。」他说，他更看重精神上的财富。浪费的感觉非常不好，他很少陪人吃饭，烟酒不沾，常常住工厂的招待所。

刘永好是刘永行的弟弟，也是整个大陆光彩扶贫事业的发起者之一，深切了解神州贫穷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部分中国大陆民众的富裕生活，恰与另一些人的贫穷苦况形成鲜明对比。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和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依然是社会稳定的最大症结。中南海也意识到，大陆经济要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

这是一个下岗一家人的故事：国有机床厂遭遇下岗大潮，退休老工人老杨的大女儿、小儿子黯然下岗，大儿子不愿不死不活等下去也主动下岗，大学毕业的小女儿待业，一个曾对国家经济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之家，在社会转轨期，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冲击下，行将瓦解，矛盾丛生。

这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话剧《父亲》展现的一幕幕剧情，这部戏涉及中国大陆目前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在上海演出火爆，戏票场场抢手。由于类似个案非常普遍，所以无数观众感同身受，为剧中人的遭遇动容而留下热泪。此剧编剧、辽宁省文化厅剧目室创作员李宝群对亚洲周刊说：「《父亲》最震撼人心的还是生活，我们不是在演绎概念，不是在升华思想，而是抓住了真情实感，用最生活化的手段展示人心和人性。」

国企下岗职工达千二万

北京国家劳动保障部透露，今年全大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一千二百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韩风介绍，今年全大陆企业离退休人员增加二百万，总数达到三千一百多万人，养老金全年支出预计二千多亿元人民币，至今，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已高达三百多亿元人民币。今年国家开始对养老金机制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以确保把养老金直接发放到离退休人员手中。

前不久，中共召开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在新世纪将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计划。所谓「小康」，目前有两个标准，一是以食物消费为参照，食物消费支出降到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另一标准是GDP达到八百美元。如今中国大陆城乡居民生活都能在总体上达到这两个标准，步入所谓「小康生活」，而全面达到小康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在百姓心中，小康的标准却不完全一样。二十多岁的程依菁家住上海仙霞路七百五十弄十四号，月薪二千多元人民币，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收入已不算低，但她觉得生活与心目中的小康仍有一段距离。她的爷爷退休工资才不到一千元人民币，还要养活她奶奶。不过，两老生活安定，平时花费不大，儿女的事也用不著自己操心，自认也算是小康了。在中国大陆，收入越高的人对小康的定位也越高。不过，大多数市民普遍认为，这些年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提高。总的说，农村的变化还小，城市人与农村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大。

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中国经济的地区差距正在扩大，有学者更形容「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上海、广东、北京代表第一世界；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二世界；中部的内地城市是第三世界；西部未发展地区为第四世界。

初冬时节，湖南省桂阳县农民在为今年的烟叶卖了好价钱而兴高采烈，但邻县许多农民却为稻谷贱卖而伤心。桂阳县一位李姓中年农民说：「百斤稻谷才卖三十一二元，本都捞不回来，一年白辛苦。县里帮我们种烟叶，这下可种对了。」农民手中有了钱，农村市场也活了。农民不增收，农村市场就启动不起来，经济增长就受影响。目前，中国大陆农村消费与城市还差好几个档次。

二十年前，中国大陆农民收入高速增长一度被称为「奇迹」，达到百分之十五点六。九七年前几年，农民收入出现不稳定；九七年后，急剧下降；至九九年，降至百分之三点八。不少专家学者对这一统计持有异议，认为这几年农民收入是负增长。

中国大陆粮食虽连年丰收，市场粮价却持续走低。为保护农民利益，国家财政掏钱补贴粮食收购，每年花几百亿元人民币。大陆的粮价已高出国际市场二成至七成，财政尽了力，农民收入仍上不去，拖累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粮食产量确实大幅度增加，但质量并未提高多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品种再不改良，农产品所受的冲击会更大。

农产品收益下降，虽然与农业生产效率与流通效率有关，不过，归根究柢是经济体制问题。近年农村变化的趋势是乡镇政府农场化，乡镇政府直接组织经济的动力和措施都大大加强，政府要求农民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事情，已是一个十分普遍现象。

农民负担重生活陷困境

农民负担沉重，使生活更陷困境。十一月，北京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决定派出检查组，专项检查和重点督查山东、吉林、四川、福建、江西、湖南、甘肃七省农民负担情况。虽然中南海每年都多次下发文件，颁布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但许多地方，特别是偏远地区非但不执行这些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向农民乱收费，以各种手段封锁中南海的减轻负担的声音。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整个经济的增长、许多就业问题的解决，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百姓生活变好的重要原因。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北京经济学家吴敬琏则说，虽然从平均水平看已达小康，但目前经济仍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太大，有些人是超小康了，但有些人连温饱都成问题，即使大家都步入小康，差距还很大，会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