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8日訊】這是一篇叫人不能不震驚、不能不動容的文章!它讓人思索爲什麼作者用做地下工作的祕密方式採訪了十年,訪問了那麼多在黑政壓榨下逝去的和仍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工人和農民,今天終於把它寫了出來......

導演、編劇和原小說作者張平,都沒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擇》會在全國引起這麼大的轟動。8月中旬以後,隨便打開報紙或上一個網站,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題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擇》熱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擇》在各地激起共鳴

《生死抉擇》在滬票房已超過1200萬元,創近年上海電影票房新紀錄

《生死抉擇》在成都、重慶、鄭州、蘇州、無錫的票房收入均超過一般中影引進大片

《生死抉擇》全國票房突破2500萬

寧夏黨政領導及親屬觀看電影《生死抉擇》

《生死抉擇》廣東首映,領導幹部要攜配偶觀看

《生死抉擇》來自張平的小說《抉擇》,爲什麼如此轟動,張平只說了一句:很簡單,寫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敗分子同流合污的好乾部。


●搞腐敗人的膽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兩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張平和大導演謝鐵驪接到一個恐怖電話,要叫他們吃槍子。這是第二十幾個這樣的電話了。謝鐵驪只得動用全國人大代表的名義叫太原警察荷槍實彈保護電影《天網》拍攝現場。

張平採寫《天網》時,曾多次問主人公、敢於反腐的縣委書記劉鬱瑞,這麼寫他的那些同事和屬下他們會不會找麻煩?劉鬱瑞說:他們敢!量他們還沒那麼大膽子!要是他們敢,就把他們老底子一個一個兜出來,哪一個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綽綽有餘。劉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屬。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威脅恐嚇從沒斷過,而且劉鬱瑞的縣委書記剛一被免,他們就立刻組織了241名縣市級幹部把張平告到了豐臺法院。這大出張平意料:「他們真敢幹,真敢說,膽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個副檢察長居然振振有詞質問:『我兒子只強姦兩三次,你怎麼就說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辦公室而是我老婆的辦公室。這純粹是對我一家人的誣衊。』」

張平沉不住氣了,他告我那個晚上一分鐘也沒睡。他覺得特別孤獨,羣衆這時在哪兒?沒有一個說句安慰話。法院的人也私下說你肯定要輸,再怎麼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緒是怎麼找回來的,是羣衆,是新聞記者。所有報紙一邊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個人在北京一個小飯館吃飯,一個女老闆看了我半天,問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張平。我說是。她一會兒端了兩盤菜,說你這個作家我認定了。以後你就在我這兒吃飯,一分錢不要。

「臨汾地區有5個老農民來到北京看我,他們的黑衣服上滿是汗漬,一見我就問,咱的官司輸了贏了?他們拉我到一個飯館,要了好幾碗過油肉,他們認爲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過油肉。一個老農從衣服深處掏出一個小包,裏面包着全村人捐的2元、5元……共500塊錢。」

全國各地聲援張平的信,1500人以上簽名的有4封,500多人簽名的有12封。

官司正打時,《天網》電影開拍,謝鐵驪說他不管什麼官司不官司,這是他作爲一個導演的權利。拍攝現場附近的農民自發當演員,說張平寫得太好了,寫的就是他們村,他們村的支書就這麼壞……

回想寫作初衷,張平對記者說,在全國許多地方,無職無權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爲他們說說話。而最終促使他下決心寫《天網》的是一個老人。這個老人因爲200元錢被打成反革命。從50年代到90年代上訪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幾十次。一次次「攔轎」告狀,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當官的特別反感他,說這個人特別壞。張平卻像發現了一個寶藏,跟他談了兩天兩夜,談的過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30多年來從來沒有人聽他這樣傾訴過,因而他對張平充滿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邊麥垛裏,就是爲了給張平送幾個糉子。

過了幾年,張平重訪故地,打聽老人,得知已經去世兩年了。「我特別難受,哭了好長時間。這老先生把30多年40多本日記給我,那麼信任我,而我瞻前顧後,沒有寫出來。」

回想這一切,張平當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靜下來。心想輸了也沒什麼。


●千奇百怪掠奪國有資產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網》是寫農民的。張平原以爲天底下只有農民苦,而工人因爲剪刀差,應該比農民強多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工人一旦窮,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

寫完《天網》後,他採訪到這樣一個慘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區一個轉業軍人被推選爲護林員。這是個能發財的崗位,以前的護林員與惡霸沆瀣一氣,盜伐國家林木。而轉業軍人恪守職責,嚴禁亂砍亂伐,斷了當地惡霸的財路。當地的「四虎」糾集一幫地痞把他暴打一頓,下手很狠,他腸子都流出來了,沒人管他,沒人送他去醫院,幹部也都不見蹤影。轉業軍人在老山前線負過傷,是爬着回來的,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槍取出來,又爬回村裏,把那四虎射殺三個。他後來也因傷重而死。

「我把這件事情寫成小說,叫《兇犯》,導演於本正看了非常衝動,想拍成電影,建議我把背景改到工廠,『工人小偷小摸,郊區的農民哄搶工廠,與工人發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導演採訪了山西幾十個工廠,發覺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什麼管理、市嘗資金、經營策略、農民騷擾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敗。

「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少數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樣的工廠的工人,越是自覺保護工廠的財產。這跟我們原來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他們自發站在廠門口,檢查路人偷沒偷東西,他們知道自己什麼都沒有,工廠再破,也是他們的活路和依靠。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

「工人們看到導演作家來了熱情得不得了。說你們怎麼現在才下來?誰知我們的苦?

「我沒想到工人這麼苦,原來的三線工廠×××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工程師在外面撿菜葉,有些工人自殺,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在《抉擇》原型的一個大紡織廠裏,工人們包括一位老紅軍都沒法拿到應得的,工人們有病只能捱着。一個工人得了肝癌,籌到去醫院看病的鉅額數字的醫藥費對他來說是上天攬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裏吃止痛片。疼的時候趴在床上,用手摳牆,一塊牆磚就這樣被摳去了三分之二。」這個細節,使張平和導演都木立在那,張下決心寫「工業題材」,也就是《抉擇》。

40多天的採訪,張平認爲他發現了工人們窮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奪手法:一個工廠需要沙子,設有許多過秤點,過秤員與運貨的都串通好了,這裏過完秤,沙子不卸,再開到那裏去過秤,週而復始,一車沙子能賣出18車沙子的錢。國家資金就像沙子倒進篩子,一下就流完了。發現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後面有靠山,當事人頂多賠點錢了事。

有的是驚心動魄,外部盜匪與內部管事的勾結一起,膽大妄爲,把保安打死,槍搶走,大肆盜竊國家財產。

「我採訪工廠時根本不與廠領導打招呼,廠裏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別厲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沒法接觸到實情。工人們自發地保護我,跟祕密工作一樣,他們用暗號聯繫,今天讓我去這家,明天去那家,組織得很好。他們就想讓上面,讓全國的老百姓知道是誰讓這個國企乃至成千上萬個國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敗分子會把改革葬送,會把中國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張平對記者說,一些工人農民對改革產生了困惑,許多人對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訴人們正在發生什麼,他不希望工人對改革喪失熱情。

「在那個作爲原型的大紡織廠裏,那位老紅軍能拿到400元錢就很高興,他一家人就靠這點錢過活。但他還讓我勸工人不要鬧,要相信黨和國家。另一方面,靠着工廠發了財的所謂黨的幹部對國家沒有一點責任感:『沒辦法,我跟你說,一點辦法也沒有。惟一的辦法就是私有化。』他們佔了那麼多的財產,急需『合法化』。這些幹部對黨一點不信任。」

這個紡織廠每年的招待費就一千多萬元。每個廠頭退休,發給一百萬元辦三產,也就是個人小紡織廠。於是大紡織廠周圍佈滿了小紡織廠,國家的資金、原料、市場都流到了小紡織廠。小廠紅紅火火,大廠一點一點被蠶食,氣數將荊大廠的工人失業,被小廠以低價招來,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隨意壓榨剝削———20世紀末的中國土老闆欺壓起工人來,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還要厲害。

大廠破產了,10個億的資金不知下落,最後不了了之。

張平內心很沉重,雖然他的樣子很綿善,但他是一看見有人受苦,國家被騙就義憤填膺的那種人。原來他對農村很熟悉,父親是建築學教授,被打成右派後,帶全家回到山西農村老家,那時他5歲。但當他了解了工廠和工人後,內心的震盪更大。他說,在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們謀富求福,自古華山一條路:當官。有些地方,一個廠長爲了當官,能把工廠賣光送完,升了局長或縣官後,管十幾個廠子,能在更大範圍裏貪、送。當他做了更大的官,這十幾個廠子也就奄奄一息了。這是一條多麼可怕的路。


●民工掉進野蠻的「狼窩」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裏?張平走了北方數省,看了一個又一個工廠。

「你看山西××縣暖氣片廠的產品行銷全國,緊挨着的國家大暖氣片廠垮了,而這個私人廠子卻欣欣向榮。工作條件極爲惡劣,民工們都是騙去的,一進廠就失去自由。不準寫信、打電話、外出。說是一個月300塊錢,從來不給,工人們要工資,廠主就讓保鏢打,打死過一個,傷過許多。工人從來沒有節假日,一天勞作14個小時。80多人擠在一個大教室裏,夜裏翻身要集體翻,上廁所回來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傳出來了,記者們去採訪差點被扣捱打。我一聽氣憤得不得了,堅決要去那裏採訪,人們苦勸不行,於是,縣領導派人保護,叮囑別帶照相機,別記錄,別與工人聊。說你要是跟工人說話了,那個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廠主和打手們虎視眈眈,看哪個工人敢跟我們說話。我感到脊背發寒。回來後,與記者們周密策劃,終於把這件事曝了出來,在山西引起很大反響,讀者紛紛打電話給有關部門。這個工廠被關停,兇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來回到故鄉。」

張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許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說許多事跟工業文明根本連不上,完全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晉南大械鬥給他的震動很大。晉南那塊地方私窯很多,窯主們經常你爭我奪。兩年前那裏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民工械鬥,兩方窯主挑動2000多四川民工和2000多安徽民工互相打鬥,刀光斧影,死傷嚴重。公安幹警去了1500多人,抓了七八個民工。但窯主們上上下下走動,有關方面暗箱操作,個別真兇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張平平常說話很溫和,但他確實憤怒了,在省政協會上發言道:工人階級爲自己的權利奮鬥了一個世紀,現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資本主義還要落後的野蠻時代。這不是什麼工匠意識或是工人權益保護不當的問題,純粹是狼窩。我們的政府應該保護善和人性,清除這樣的惡勢力。


●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人們說,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張平對記者說,他經常早上一起來,就看到門外有人坐着。這還是文聯門房給他擋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這樣描述張平:「我們正在聊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遠處徘徊。一會兒走了過來,看看我們這羣人,問誰是張平。張平回答後,那個農民撲通就跪下了,說他是清水縣的,找了很長時間……」張平心很軟,愛激動,這就使他總被受苦受難的人包圍。

一個轉業軍人,膝蓋骨在自衛反擊戰中被打斷。一個農民的女兒主動嫁給他,根據政策戶口變成了城裏的,在城裏找了工作。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要跟轉業軍人離婚。丈夫不幹,女的就讓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來,吊到樑上打,並且強判離婚。原來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轉業軍人找到張平,結結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結巴)哭訴。張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殘協……最後案子翻過來了,有關方面賠了轉業軍人6萬塊錢。這可憐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錦旗給張平,上面寫道,「扶持正義,剷除邪惡」。

臨汾地區有一個老婦被女婿趕了出來,因爲女兒不是親生的,她就挨打受氣,住在一個狗棚裏。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輸(用張平的話,現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領導、「攔轎」……沒用,人家推搡她:滾滾滾……她沒辦法了,不知道找誰。鄉親們指點她,去找作家張平。她找到了張平,臉黑黑髒髒的,是淚水和塵埃在太陽底下曬出的那種印痕。張平說,真上訪假上訪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沒有這種痕跡。他讓她住在家,讓妻子給她做飯。他把她的事給跑成了。

長治一個職工被通知下崗,當晚就攜着女兒帶着禮物去廠長家說好話。廠長卻誣陷職工擅闖民宅,行兇鬧事。讓公安局把他抓了起來,判了3年刑。一家人沒了依靠,生活艱難。找到張平後,經奔走,職工被平反,但沒有得到任何賠償。職工出獄後,一家人抱頭痛哭,說我們不要賠償了,我們只要在一起……

1998年山西×城,一個農民企業家建了一個煉焦廠,辛辛苦苦幹到一定規模,一個地頭蛇拿了張白條找來,稱廠長欠他200萬元錢,讓法院查封,煉出的一萬多噸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業。這等於惡霸和法院沆瀣一氣,把這個工廠活搶了。農民企業家哭着找到張平,看着工人們流離失所的慘狀,他自知無力迴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書記訴說(他對記者自嘲:說來可笑,一個文人,手無縛雞之力,空懷滿腔熱血,只能每每去求官),這個案子終於翻了過來,但惡霸們逍遙法外,農民損失的焦炭和財物只能自認倒霉。

「這片大地上,人們爲什麼常含淚?」他有時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見爲淨。寫些風雅的、現代派的東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學、各種關係大多來自底層,他們隨便的拷問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辦教師、他的小學同學對他說,你們這些寫東西的,去看看在煤窯、鐵礦裏的像狗一樣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車間作坊裏每天連續工作十好幾個小時、從來也沒有過星期天的農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輩子沒住過一天醫院的你們常說的「父老鄉親」……即使不住下來,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車廂裏連腰也彎不下來的硬座火車也行,擠一次我們鄉下人屢屢被劫被搶的長途客車也行。只需一次就夠了。在這片土地上,善惡總在搏鬥,那麼激烈,張平總是不期然被牽扯進去。

1997年,一羣義憤填膺的人找到他,說一位市委幹部的小女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一個喝醉酒的司機軋斷腿,司機不停車,拖掛着小女孩狂奔。許多人看見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這個司機伸頭看了看,倒了三次車,把小女孩活活軋死。路上行人很多,人證很多,但那個兇殘的司機跟公安局有關係,被判過失殺人,只賠一萬塊錢一年刑。那女孩子媽的頭髮一夜全白,這是張平親眼目睹一個人的頭髮那麼快地變白。民怨沸騰,一位女記者牽頭,山西的記者、作家、藝術家和各界羣衆聯名,呼籲嚴懲兇手,延安出來的老作家馬烽、西戎也在上面簽了名。有關部門憷了,加判了兩年,多賠了兩萬塊錢。這與那司機應受的懲罰相去甚遠。但老百姓、作家、記者還能有什麼辦法?「案子判了後,那個女記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態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進了兩個杯子裏,說咱倆一人一半。她舉杯就喝,一杯酒還沒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罵:他們那麼蔑視法律、民意,那麼看不起公正,指鹿爲馬,說黑爲白!沒有一點憐憫心……「我把這個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記者架回家。這時才感受到一箇中國記者對惡的痛恨。」


●他們是惡潮中的中流砥柱

10年採訪不堪回首,那裏面有許多正義的人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總是在前方召引着人們,就像張平在《生死抉擇》首映後說的:拔易茉謐髕分辛粢桓觥餉韉奈舶汀謔怯行┤酥岡鷂蟻酌摹?實際大謬不然。『光明的尾巴』並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我們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層走走,會發現許多黨的幹部在埋頭苦幹,他們是腐敗惡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蘭花,是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我們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黨內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張平聲音低了下來,頗有感情地結束了他不多見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創作就是受這種黨內好乾部的啓發而開始的,10年來他一直琢磨怎樣褒揚和保護這種健康力量。

他最近採訪了一個剛直不阿,但境地較危的省紀檢幹部。這人見過那麼多的不平事,簡直就是一部黨內的反腐史。他對張平說:「1994年在××,我介入一個4000萬元的死案,當事人突然自殺。我了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說,你必須死,你死了你家人我養活……當事人就在規定的地點和時間跳樓,但沒摔死,骨折,斷骨刺進肝裏。他本來完全能活下來,可是一個檢察院幹部和一個公安局幹部把他擡出廠門用了30分鐘,送醫院又用了20分鐘(那個小城很少堵車,駕車繞市區一圈也用不了20分鐘)搶救又用了40分鐘。結果生生看着他死了。個別領導讓給他定個畏罪自殺,結案了事。4000萬元的國家財產就這樣無影無蹤了。你去查誰?似乎毫無辦法。但我不依不饒,堅決要把這件事查到底……」紀檢幹部對張平說,這種事他可以講三天三夜。他說他也受賄,看着張平的驚奇,他說他吸人家的煙,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東西,在那個環境中他沒辦法。但是給他送錢他堅決不要,這是一個分水嶺。有人最多一次給他送去10萬元。他就給行賄者算賬:「我現在是副廳級幹部,我住的房子150多平方米,值個30萬。從現在到死,還能拿20多年的工資,也有40多萬,國家給我配了一輛車,十幾萬,司機的工資……我拿這200多萬元換你10萬元值不值?」在夜色深沉的這個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對張平交代後事:「我做了40多年的檢察工作,光這幾年親手送進監獄的就有2000多人,但現在他們全出來了,有些人官比我還大。他們現在通過白道黑道整我。我現在把什麼都跟你說了,萬一出了什麼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貪官幹到底1事情不至於如此慘烈絕望,張平已經把有關情況向上反映。


●黨內的好乾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

張平確實幾乎用一種悲壯的情懷跟那些黨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交往。

「××市委副書記,我觀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祿式好乾部1

這位副書記山西師大哲學系畢業,先到省委組織部工作,後到××市任職。終於有了一塊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負,他計劃幾年內把××市建成文明、發達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剛正,把許多人的這條發財路子徹底堵死,因而不斷得罪地方勢力,成爲他們的眼中釘。他知道很危險,不讓老婆孩子來這裏。他不顧自己的安危,說「就是要看看真正的馬列主義能不能在這裏實行。」

他剛來時,市長60,書記57,於是他認爲他的全面改革試驗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換了三屆也沒把他扶正。

盤根錯節的官們想盡辦法整他。有一次鋪路,上面下令10月1日必須通車,但有個別部門卡他,不供應他物資。他東奔西跑,好不容易弄來一車石料,半夜又讓一個市委副書記弄到自己家蓋房子了。他急得罵那個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個樣子。

結果省報發文,說有的幹部讓工人喝地上的髒水……《工人日報》的同仁看了這篇文章後恨得要死,一定要給這個侮辱工人的幹部曝曝光。他們的記者來到××市,向工人一打聽,滿不是那麼回事,工人們給他們講了書記的種種事蹟,把記者感動得哭了起來。

爲什麼這時候攻擊他,因爲省里正在考察他,準備提爲下一屆的市委書記。

地方勢力串通起來,結果他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這個消息傳出後,整個××市沸騰起來,上萬人上街表示對他的愛戴……幾位江湖氣很濃的企業家,給他送來一麻袋錢,說別人都在跑官買官,咱也去送。他們也希望這個城市有大發展,政祥民和,各種經營活動能夠正常進行。曾經有人想「要他一條腿」,結果讓這些「地方好漢」保護下來。

一位記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寫內參向上反映。他躲在一個祕密的地方寫。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訓──上一次爲了反映這個市的老市委副祕書長自殺,市委書記的情婦被提拔爲市委祕書長,市長的情婦被提爲市府祕書長等問題,他躲在一個工人家裏寫內參,市裏一班人得到消息後到處找他。他因去看望一個老闆熟人,被市領導們打探到,一班人都來到老闆的飯店。在密室裏,市委書記撲通給記者跪下……記者心軟了。與此同時,一輛裝滿東西的三菱吉普下鄉來到記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被從鄉下接到市裏勸兒子;第三天地委書記一行人到省城請他的領導吃飯……內參只好停發。

這次這位記者學聰明了,把稿子連夜寫出來,馬上用傳真機直接發出。第三天就登出來了。

這份內參寫道:這個市委副書記幹了6年,與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至今住在辦公室裏,在大食堂吃飯……爲什麼一個焦裕祿式的好乾部落選了?

中央領導作了批示,副書記得以繼續工作。

上級把他平調到臨汾市任副書記。消息傳出,××市的百姓不幹了,成千上萬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圍起來不讓他走。這些工人、退休職工、街道居民自發在市委門口守了兩天兩夜。

「××市人民如喪考妣,紛紛到省裏請願。」張平說:「我去採訪時,看到14個環衛工人擠在省城的一個小客棧裏,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們覺得一個好書記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樣。」但他必須走,組織部門規定上任有最後期限,如果不報到就做自動放棄處理。他的祕書跑到外面求百姓,書記肚子疼得受不了,要送醫院搶救。工人們心軟了,放開一條路。這時工人們看到他們的書記真的要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來。大家哭道:我們不能選你,我們也留不住你,我們說話沒人聽……

他是個硬漢子,這時也哭得不能行。

車子直接開到臨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後,自發迎接,標語上寫道:「臨汾人民有福氣,××來了個好書記。」

「在整個制度沒有健全時,我們黨內的好乾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們還能靠什麼?我們這些文人坐在皮沙發上聊着天時,有什麼權利指責百姓們的清官夢?張平眼睛紅紅地說。

他即將把這幾個好乾部的經歷寫成書,相信又將轟動全國。(原載不祥)

轉自6日 大紀元清廉高效/文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