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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苦肉计”记者暗访性病门诊黑幕
 
2000年11月16日发表
 
【人民报16日讯】11月5日下午,新疆都市消费晨报记者江波、王建隆走进了哈密地区性病监测防治中心。

接诊大夫听了王建隆“下身有些痒”等症状介绍后,对王进行了检查,并告诉王患有“性病”。随后,交了90元分泌物检验费,王得到了一张显示着“衣原体呈阳性、WBC(+++)”的报告单。医生看了报告单严肃地说,病情很严重,得抓紧治疗。接着开出了总价为450元的药方。这位医生说,要连续用药十来天,得花四五千元才能治好。

两人又来到了地处哈密市建国路的生殖保健门诊。这次王花了20元化验费,医生也诊断有性病,并介绍要治好需七八天,花费几千元。

第三次,江波、王建隆选择了哈密地区中医院的男女泌尿性病防治专科,结果与前两次经历如出一辙。这次王掏了120元化验费,经电脑“多功能荧光”检验,诊断报告显示:衣原体呈阳性(+)、杆菌++++/HP。医生说治好需要几千元。

面对三家门诊的三个诊断,江波、王建隆惊诧不已。江波告诉记者,之所以到哈密性病门诊进行暗访,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连续收到了读者的来信,说一些性病门诊混乱,患者花了许多冤枉钱。为此,他们赶到哈密,特意选择了这三家性病医院。

11月6日,王建隆在哈密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之一———哈密红星医院皮肤性病科进行了检查,结果表明没有性病。

明查

拿着四张性质不同的诊断,江波、王建隆以记者身份重新走进了哈密地区性病监测防治中心。据中心负责人介绍,这家性病医院是和私人联营的,医院属股份制,双方按利润分成。

当江波提出为何该院的诊断结果和红星医院不符时,这位负责人说,医务人员使用的是电脑“单克隆抗体”检验仪,这种仪器灵敏度高,容易误诊。他表示已多次要求医生不要使用这种仪器,这次一定要整顿。随后,这位负责人带着江波、王建隆来到门诊。江波二人了解到,做检测的化验员竟是设备厂家派来的维修工。

然而,令两人更想不到的事发生在第二天。当他们再次面对防治中心负责人时,负责人的解释全变了。这位负责人指责,医院给王误诊为性病,是由于王述说的病情误导医生所致。他又肯定了检查仪器可以使用,并说检查结果只供医生参考。对维修工负责使用检查仪器,负责人认为是内部管理问题,与诊断王的性病无关。

当江波提醒负责人前后两天的解释不一样时,这位负责人侃侃而谈:人的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他昨天翻看了有关资料后,了解到这种仪器是可以使用的。

带着同样的不解,江波、王建隆来到了哈密地区中医院。该院一位负责人说还要进一步调查,调查清楚前不能接受采访。于是,江波二人直接到男女泌尿性病防治专科采访。当天的接诊医生解释,他作出王有性病的结论是根据检验报告来的,报告单不是他填写的,应该采访化验员。

当王建隆在门诊部拍采访照片时,门诊部一位女护士冲过来抢走了相机。无论江波、王建隆如何解释,这位女护士就是不还相机,直至最后江波报警,在“110”警察干预下,才把相机还给王建隆。

连续采访了两家医院后,已经疲惫不堪的江波二人来到建国路生殖保健门诊,迎接他们的是紧闭的大门,还加了一把锁。

说法

事后,江波、王建隆找到了哈密地区卫生局。然而,卫生局领导认为这主要是江波二人的采访方式误导了医生,并且对他们自己在红星医院作出的检查结果不认可。

当江波希望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给个说法时,领导回答:“写一个投诉材料给我们,我们会进行调查解决的。”

随后,在有哈密地区宣传部、卫生局、性病监测防治中心、地区中医院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专题会上,给了江波、王建隆这样一个说法:江波二人的采访方式欠妥,应该先同有关部门取得沟通,协同有关部门来解决问题。至于将王建隆诊断为性病的问题,责任主要在王对医生的误导上。当然,这几家医院也存在管理漏洞,例如用维修工操作检查仪器。

然而,据性病治疗专家介绍,性病诊断标准是医生根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明确做出诊断。仅凭患者述说就能误导医生纯属无稽之谈。

据专家介绍,哈密两家医院所使用的“单克隆抗体检测仪”与普通显微镜的区别就是放大了被观察物的倍数,主要用作教学。这种仪器不能检测所有的性病病原体,支原体、衣原体、梅毒螺旋体和病毒都看不到。专家透露,这种仪器做出“衣原体呈阳性”的诊断报告,不能排除人为的因素。

据专家介绍,一位单纯性淋病患者通过正规医院治疗,最多花费在200元左右,其他性病治疗费也在千元以内。几千元治疗费显然是在欺诈患者,牟取暴利。

江波、王建隆告诉记者,对哈密有关方面的解释,他们不能同意。为此,他们准备诉诸法律。

今天上午,哈密地区卫生局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对江波二人的不正当采访行为,他们已经通过正当渠道向有关上级进行了反映,并准备将整个过程整理出完整材料送达各有关方面。当记者问江波二人到卫生局能否算作投诉反映问题时,这位负责人说,江波二人只是纠缠于讨说法,如果投诉应当通过正规程序。

江波认为,施“苦肉计”其实是一个记者无奈的选择。对治病一窍不通的记者怎么能取得可信的证据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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