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自己事先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判处极刑的成克杰立即申请上诉，于八月二十二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九月七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报的对成克杰执行死刑的裁决。九月十四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刑队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同日，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召开内部庆功、表彰会，由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兼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宣读嘉奖令，两人一起分别向成克杰案的办案有功人员发放奖状和奖金。

　　到此为止，已持续爆炒了一年半之久的成克杰案便不再是外部世界的“新闻焦点”，但中共内部，包括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仍有不少人对“成克杰之死”继续表示极大的政治兴趣。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所说：“成克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受贿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也正如该评论员文章中所说：严惩成克杰，是为了体现“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坚强决心”；是为了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宣示中共政权内“绝对没有超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人物，绝对没有因腐败而能得到豁免的领导干部，无论是甚么人，也无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刑律，都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但问题在于，成克杰并不是因为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高级职务上以权谋私而严重触犯了刑律，而是在严重触犯刑律之后才被高层提拔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对成克杰的判决书中明白表示，所有构成巨额经济犯罪，足以令成克杰以命相抵的案件内容，均发生在成克杰担任广西自治区领导职务期间，也就是他一九九八年三月被“选举”为国家级领导人之前。

　　按照公开宣传材料中揭露出来的内容，成克杰生活上的腐化堕落是从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开始的（开始“与有夫之妇李平长期通奸”）；其经济上的主要犯罪行为是从一九九四年开始的。从那以后，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月成克杰“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的生活腐化历史已长达六年，经济上不断收取巨额贿赂的严重犯罪行为也已持续了四年时间，对此，早已有现代“东厂”之美誉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怎么可能一概不知？江泽民、李鹏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怎么会闻所未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几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出身的常委问题提得更尖锐：为甚么一定要让成克杰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为他过去在省级领导岗位上作下的错事负责？
　　
　　成克杰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面对党内党外对成克杰案的种种疑惑，高层对中共中央委员，以及不是中央委员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们的解释是：当初决定安排成克杰到全国人大工作，主要是从少数民族代表在全国人大系统内的所占比例考虑的。言下之意，成克杰当年之所以从一个省级党委的二把手、行政一把手跃居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位，除了党的民族政策，并无其他特殊政治背景。确实，从传统角度判断，成克杰确实是沾了他自己“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的光。当年在广西铁道部门担任工程师期间，上级组织部门便是从他壮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角度考虑，安排他突系入党，随后便提拔为铁道部下属的最大铁路局之一，柳州铁路局的副局长。一年后，他便提升为正局长。在正局长的位置上未坐满一年，便又被提拔为广西壮族自治局政府副主席。

　　按照中共中央内部规定，所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行政一把手，均要安排该自治区主要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出任，但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均需安排汉族干部出任。而成克杰当年被提拔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的副主席时，就是因为他壮族知识分子干部的出身，被相中为自治区政府主席的接班人选。所以，他在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期间，便已经是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开党的十三大之前，中组部方面本来是要安排成克杰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在对初选名单审查、核对的过程中发现成克杰的党龄还不满五年，这才又把他的名字拿了下来。在一九九二年由江泽民主持召开党的十四大时，党龄已满五年的成克杰顺利被安排为中央委员。而成克杰以“广西王”的身份肆无忌惮地纵情声色、欲壑难填的索贿受贿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接下来，成克杰广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前任，在一九九三年二月荣升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甘苦，在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幸福生活，便因病去世。

　　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因为没有法定的名额限制，所以可多可少，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增选”副委员长或副主席的情况多次发生，但这类“增选”并不是因为副委员长或副主席的出缺。换句话说，即使某位副委员长或副主席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去世或下台，也没有必要临时选择一个“替补队员”前去充数。

　　但是，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五年一换届的时候，新一届的副委员长和副主席，均要按照中共中央的组织惯例，把各方面的代表安排周全，无论是来自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代表，还是来自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一九八八年三月召开第九届全国人大时，成克杰因为其壮族出身，以及担任过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政治经历，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至少在中共党内无人感到是件多么奇怪的事情。换句话说，从那以后，成克杰便成了第九届全国人大众多副委员长中的壮族代表。除他之外，该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还有藏族、蒙古族和维族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虽然还有一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但因为该民族和该自然区相对于其他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及其区域内的主要民族，区域面积少，人囗也少，所以来自宁夏自治区的回族代表只能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乃题外话。

　　中纪委和中组部耳聋眼瞎？

　　正象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所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行政一把手虽然都要安排该自治区主要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充任，但该自治区党委的一把手一定是汉族干部，而且往往都是直接从中央或者外省、（直辖）市调进去的汉族干部。比如成克杰担任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后，他的直接上司，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便是从湖北省省委副书记位置上调去的。而成克杰离开广西之前接替赵富林广西自治区党委一把手职务的曹伯纯，则是从计划单列市大连市市委书记位置上调去的。这种“易地作官”的形式，曾经被当年的毛泽东形容为“掺砂子”，目的就是要防止地方割据，实行中央钦差大臣对地方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监督，以及地方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互相监督。

　　若抛开他成克杰在广西的腐败和犯罪行为难逃他的顶头上司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眼睛不论，国家安全部派驻广西的国家安全厅，新华社派驻南宁分社的内叁记者，均有随时随地监视地方干部的任务。更何况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派有“工作组”。成克杰与李平当年在广西的经济犯罪行为怎么能够逃过这些机构的眼睛？

　　如果说成克杰和李平当年的经济犯罪行为件件都隐藏得十分彻底，那么素有“广西王”之称的成克杰在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的工作作风之恶劣，在自治区政府内可谓尽人皆知。那么在安排成克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前，中组部派到南宁“征求党内群众意见”的调查小组在当年的广西自治区党委和区政府内居然没有看出一点问题？

　　分析到此，人们便不难相信，成克杰在广西任期间，从纵情声色到索贿受贿，从以权谋私到卖官鬻爵，持续犯罪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期间经历了两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方面即使不清楚他们同李平暗中索贿受贿的犯罪事实，对他工作作风的恶劣和生活作风的腐化也不会是亳不知情。

　　遗书江、李，成克杰死不瞑目

　　下面是成克在秦城监狱提审室在与一位预审员的对话：

　　预审员：你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应有的政治待遇而外，也已经享受到了一般老百姓想不都敢想的经济上的高额收入，物质上的高级待遇，但你却贪心不足……

　　成克杰：我认为你不能这样说。我这些天里已经一再向中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志说明，我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甚么错误都没有犯过。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我的行为处事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给我的侍遇，我问心无愧。至于我在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领导岗位上犯过的一些错误，该承担的责任我绝不回避，但你们也不应该把这些事情无限上纲……

　　执死刑前，法警向成克杰通知，他的采取毒针注射方式处死的要求已获上级批准，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法院方面无权受理和批准。法警这里所说的“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指的是成克杰希望临死之前能够知道他写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委员长的信是否能有回音。

　　关于成克杰这封政治遗书具体内容，北京政坛流传着几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中的共同内容是：既然中央早已掌握我在担任广西自治区政府领导职务时的经济问题，为甚么还要提拔我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如果现在的我仍然还只是个省级领导干部，是不是就可以免于一死了？

　　成克杰政治遗书中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也是北京政坛众多人士对成克杰案幕后政治背景的大惑不解。根据检察院公布的成克杰罪行内容，曾有人分析既然克杰在广西能够利用职权卖官鬻爵，那么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会不会也是从李那里买来的？

　　公平地讲，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可能是从糟蹋李鹏的角度出发。因为成克杰从省级领导岗位上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绝不是李鹏一个人说了算了，更何况内部决定成克杰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序列时，李鹏也还没有正式出任委员长职务。而成克杰案“背后必有政治阴谋”的分析，倒是在北京政坛内被不少人认同，认为从提拔成克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把他送上断头台，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党内肃贪制造一只“大老虎”
　　
　　成克杰被处死的当天，《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成克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受贿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也正如该评论员文章中所说：严惩成克杰，是为了体现中共“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坚强决心”；是为了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宣示中共政权内“绝对没有超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人物，绝对没有因腐败而能得到豁免的领导干部，无论是甚么人，也无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刑律，都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部分北京政坛人士认为，事实上，成克杰从头至尾都是按照这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讲法进行操作的。也就是说，中共中央高层为了对外证明其法治的严明与公正，对内警告那些继续大挖共产党经济墙角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党、政、军各系统内的高级官员，人为地制造了一个腐败堕落的“大老虎”。

　　早在一九九五年前后，中共中央的上一轮“反腐败”运动中，江泽民就曾经在听取中纪委工作汇报时指示，党内反腐败“即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但无论党内党外，谁会相信。当初抓陈希同的时候，江泽民的如意算盘是一箭双雕，既消灭了自己所代表的“上海帮”的最直接的政治对手，又对党内腐败分子起到“杀猴儆鸡”的作用。

　　中国成语中有所谓“杀鸡儆猴”一说。这里把江泽民打击陈希同的目的之一比喻为“杀猴儆鸡”，意思是江泽民满以为只要把反腐败反到一个在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头上，下面那些省部级、司局级、县团级乃至乡镇级的中、小贪官们岂敢再不收敛？

　　基于这目的，当时的江泽民一心要想把陈希同置于死地的。只是因为中纪委和检察院的大小官员们实在凑不足定陈希同死罪的证据，特别是因为陈希同居然没有被抓到那怕是一分钱的非法现金收入，最后只好把他收受的全部礼品按市场价折算成五十万元，凑足了判处十五年有徒刑的犯罪金额。

　　陈希同下狱之后，党内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有增无减，虽然江泽民在陈希同下狱之后已经又接连下令砍掉了好几个副省、部级贪官的脑袋。于是，便有部下给江泽民出了“从中央领导层中抓一两个‘大老虎’出来斩首示众”的主意。江泽民近两、三年里曾几次在内部会议上表示，我们共产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哪一级都有，党内反腐倡廉，要揪出一批“反面教员”示众。江泽民还引用“乱世用重典”的古训，强调无论哪一级领导干部，只要被查出严重贪污受贿行为，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从这个思路出发，有北京政坛人士认为江泽民等人事实上是在掌握了成克杰巨额受贿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先把他的政治地位升格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然后再把他的经济犯罪事实公布出来。简言之，成克杰完全是江泽民等人在党内反腐败问题实行“杀猴儆鸡”的政治牺牲品。
　　
　　成克杰情妇发现上当悔之已晚
　　
　　持这种分析的北京政坛人士为自己找到的最有力论据便是在处理成克杰案的整个过程中，高层最关心的内容便是如何能够让成克杰的犯罪事实公布出去以后，给人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感觉。

　　据一位受命到广西南宁等地区对成克杰案进行复查核实的最高检察院检察员私下透露，成克杰担任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后两、三年时间里，他与李平及其他几个情妇的关系在自治区政府机关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李平被捕之后，最高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依惯例向她宣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党的一贯政策”，但李平一度表示得相当顽固，甚至以自己是“香港居民”为理由，要求检方把她送到香港接受审判。提到成克杰的名字，李平更是一付肃然起敬的样子，张囗闭囗都是“成主席”，根本不承认自己与成克杰之间的私通关系。于是，检方出示了成克杰在广西与另外几个比李平年轻的女人在宾馆里开房间的证据。随着几声“我不相信老成还有别的女人”的哭喊，李平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了。

　　接下来，李平竹筒倒豆子似地把她同成克杰之间的事情全部交待出来。在检方人员“立功受奖，争取宽大处理”的诱惑下，一方面是贪生怕死的本能所驱使，一方面也是因为知道了成克杰竟然对自己“不忠”之后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报复心理，李平按照检方的引导，把多次收受巨额贿赂的主要责任推向成克杰一方，令成克杰百囗莫辩。但这个时候的李平万万没有想到成克杰会面临死刑的惩罚。当她得知对成克杰的初审判决结果后，当场大喊自己被利用了，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事实上，当年成克杰和李平共同受贿的四千多万元现金，全部都是李平经手提款，并由李平安排转移到“境外”，以李平个人名义存入银行。也就是说，如果成、李二人的经济犯罪事实没有被揭露出来，而李平自己也抛弃成克杰远走高飞，这四千多万元成克杰一分也得到不手。但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无论是中纪委的专案人员，还是检察院的预审员，均都按照上峰的旨意，反复暗示李平只要把索贿受贿的主要责任尽量推到成克杰身上，就可以令她自己免于一死。于是，定成克杰死罪的关键证据并不是成克杰自己亲手拿到了四千万元或其中的一半，李平在数次受贿成功之后在枕头边上对他说的一句话：“咱们已经有四千万元了”。

　　反腐败为何选中成克杰祭刀

　　由此可见，对成克杰的司法处理，从一开始便是在高层选定用他来为党内反腐败祭刀的前提下，由具体办案人员利用一切手段凑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证人证言。

　　成克杰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被揭露出来索贿受贿的行为，不但令他个人声名狼籍，对整个政权来讲也是丑闻一椿。所以，按照简单的逻辑判断，包括江泽民在内的高层领导人在成克杰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主观愿意应该是成克杰的犯罪事实越轻，犯罪金额越小越好。但是，就是因为事先已经把成克杰内定为党内反腐败的牺牲品了，所以，即使他成克杰罪不当诛，结果仍然也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成克杰之前，虽然已经对数以万计的大小贪官进行了司法处理，但除了对个别判处极刑者，老百姓对每一个具体的以权谋私案的处理的直接反映，均是认为量刑太轻，而不是认为判得太重，就成克杰案件来说，已经判处刑并查没全部个人财产的判决，当然不存在“量刑太轻”的问题。在对外宣布处死成克杰的当天，在官方报刊上同时配发了成克杰案“量刑依据”的“法律常识”，明显是要排除人们对为甚么要处死成克杰的疑虑。

　　至于新一轮的党内反腐败运动为何偏偏就选中了成克杰祭刀，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本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是根基最浅的一个，更确定地说是完全没有根基。表面上看，他成克杰与其他数十位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政治地位相同，手中权力相当，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从政治资历角度，一九八四年加入中共的成克杰与一九四四年叁加新四军的邹家华怎么可能相提共论？从政治背景角度，他成克杰虽是所谓的“广西王”，但与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蒙古王”布赫绝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当年江泽民拿陈希同开刀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冒着相当的政治风险行事的话，那么如今选中成克杰当牺牲品，就纯脆是“柿子专挑软的了”。

　　而在中纪委和最高检察院，处死成克杰背后的种种政治疑团被集中在成克杰当年的老领导韩杼滨的身份上。
　　
　　韩杼滨为何忌恨成克杰？
　　
　　关于韩杼滨，似乎至今也没有引起海外人士对他的特别关注，事实上，这位江泽民的政治死党，中南海里“上海帮”的重要成员实在是权大无比。前文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在中共体制内尤如明代“东厂”，若把检察院系统再类比为“锦衣卫”的话，那么韩杼滨便是集“东厂”与“锦衣卫”的大权于一身。

说起来，成克杰与韩杼滨均是出自广西的柳州铁路局系统，均是在一九九八年三月被“选举”为“国家领导人”。当时，与成克杰“高票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同时，韩杼滨则低票“党选”为最高检察长。在中共体制内，所谓的“三副两高”，均属于“国家（二级）领导人”，“三副”是指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两高”即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虽然韩杼滨这位最高检察长平时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抛头露面时，其大名要排在成克杰等所有的人大副委员长后面，但即象田纪云这样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大副委员长，或象邹家华那样政治背景显赫的人大副委员长，其实际权力不但无法与韩杼滨相比，在韩杼滨面前都是要惧让三分的。

　　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把安排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第一副书记兼任最高检察长，称得上是江泽民的一大政治发明，毛泽东明代和邓小平时代均无如此先例。之所以如此行事，说到底是为了令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权力“法制化”。照理说，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只能对共产党内违反党纪的人与事进行处理，无权执法。如今，令韩杼滨同时身兼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和最高检察院的负责人职务，“法”、“纪”大权集于一身，做起事情来说方便多了。所以，如今的中共内部谁如果是落到了韩杼滨的手里。已经不仅仅是失掉鸟纱帽和党票的问题，而是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掉脑袋的问题。

　　韩杼滨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位高权重，完全是因为他在担任上海铁路局局长期间，对时任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示了足够的尊重，对江泽民言听计从。而成克杰之所以成为韩杼滨整肃对象，则是因为他成克杰在担任广西自治区政治主席期间，利令智昏，对曾经是自己老上级的韩杼滨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尊重。
　　
　　怠慢韩杼滨、成克杰政治短视
　　
　　韩杼滨与成克杰都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将自己二、三十年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广西柳州铁路局系统。开始，韩杼滨的政治前途远比成克杰看好，“文革”之前，韩杼滨已经熬上了柳州铁路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又成为该局党委常委和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七八年，韩氏又被提拔为该局党委副书记兼局长，而这个时候的成克杰还只是个小小的“业务指导员”。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成克杰以其“少数民族出身的业务干部”之优势，被列入韩杼滨主持制定的“柳州铁路局干部第三梯队”培养名单，提拔为柳州铁路局下属的南宁分局的副局长。一九八三年，韩杼滨奉调上海，此后成克杰的政治发迹应该说再与他无直接关系，但成克杰在柳州铁路局的政治基础还是韩杼滨为他打下的。为此，成克杰曾经在为韩杼滨举行的欢送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韩杼滨表示“永远的感谢”。

　　接下来，正是因为“少数民族出身的业务干部”这一政治优势，成克杰很快便被中央组织部发现，将他从铁路系统的干部第三梯队变成广西地方的行政接班
人培养对象。

　　随着自己在广西地方上的政治发迹，成克杰很快便把当年对韩杼滨的感恩戴德抛至脑后。一九九零年，成克杰的职务由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升为主席，韩杼滨则因为江泽民的大力提拔，由上海铁路局局长升任国务院铁道部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部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接下来，韩杼滨以部领导身份到柳州铁路局公干，成克杰居然因为要到宾馆里唱卡拉OK而让秘书转告韩杼滨“没有时间安排见面”。

　　一九九二年，韩杼滨又被是拔为铁道部道长兼局党组书记，与成克杰一样成为正省、部级领导干部。此后，成克杰不但没有对韩氏表示起码的尊重，反而又因为自己情人李平的经济欲望而再次得罪了韩杼滨。索贿铁道部成克杰虎囗拔牙在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和最高检察院对外公布的成克杰索贿受贿犯罪事实上，有一项是一九八七年下半年，成克杰与李平共同收入铁道部隧道工程局礼金一百八十万元人民币。

　　该事情的实际经过是：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本是国有企业，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面临了揽不到工程项目便发不出工资的困境。时任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对自己的下属企业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便利用自己过去在柳州铁路局的权威，希望广西方面能够把地方上的隧道工程交给自己铁道部隧道工作局承包。后来，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如愿以偿，韩杼滨高兴之馀，才从自己部下囗中得知隧道工程局为了顺利得到这一工程的承包权，私下里作了甚么样的手脚。

　　照理说，自设计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之后，象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这样的国有企业也要靠巨额贿赂换承工程项目，韩杼滨应该见怪不怪才是。事实上，如果韩杼滨年满六十五岁即在铁道部长位置上退休，成克杰曾经向铁道部下属企业索贿的行为也就不会被追究了。从小团体利益出发，当时的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向成克杰和李平行贿一百八十万元换取得实际利益可能是这笔者的十倍乃至百倍，因为成克杰在李平的耸恿下大笔一挥，以极优惠的承包价格让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占了一个大便宜。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上，最终吃亏的是广西地方政府，收益最大的是铁道部下属部门。

　　而令成克杰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当年的老上级韩杼滨在年届六十五岁，本应在正省、部级岗位上退休的韩杼滨，突然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被江泽民提拔为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并内定为最高检察长候选人。

　　当时，李平拿到铁道部隧道工程局的贿赂款时，成克杰正在叁加中共十五大，会议期间，成克杰给李平打电话，李平向他汇报“款子已经换成港币送出去了”。
　　
　　韩杼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一九九八年三月，成克杰与韩杼滨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江泽民接见所有“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另一次是韩杼滨到广西代表团听取广西人民代表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这个时候，已经轮到韩杼滨向成克杰摆架子了。是次会议一结束，留在北京的成克杰坐进了人民大会堂里的一间副委员长办公室，韩杼滨派出的调查小组则秘密进驻广西南宁。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成克杰以副委员长的身份出席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这是他一生中叁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敬爱的李鹏委员长”。在此之前，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兼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已经暗中布署了对成克杰的“保护性措施”，会议一结束，成克杰便被请到北戴河“渡假”。

　　十几天之后，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齐集北京叁加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成克杰的缺席被解释为“因病请假”。此次会议结束后，成克杰便被转移到了秦城监狱。

　　次年四月十九日，韩杼滨以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身份向部下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批准开除成克杰党籍，要求部下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开这一消息。五天后，韩杼滨又以最高检察长身份，签字批准对成克杰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亲自在逮捕证上签了字。总之，无论是对成克杰的党纪处理还是司法审判，均是韩
杼滨一人直接操纵。

　　按照一位叁与过成克杰案秘密调查的中纪委人士的说法，韩杼滨对成克杰的处理也是一箭双雕，既为自己和当年自己领导的铁道部报了仇，又用处理成克杰案的事实本身证明他这位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兼最高检察长主持的反腐肃贪运动成效卓着。

转自木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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