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價是怎麼漲上去的？
隨着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醫藥業的發展也相當快。大陸製藥企業從70年代中期的100多家增至現在的1500多家，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產品供大於求，這就使得醫藥產銷間的結構矛盾充分暴露出來，藥廠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然而互相競爭的結果卻是藥價一路飆升。1990年以後，政府對藥品的審批控制十分嚴格，從產品報批到價格審定，從銷售方式到藥廠生產，所有環節都由政府主管部門嚴格統一規範，這一時期醫療費用上漲還不算離譜。1990年以後，政府將審批權下放到各省市，從此各企業只要動腦筋、找路子、想辦法就能搞到批文，藥品價格越提越高。等到政府發現藥價失控，收回審批權限時，藥價已失去控制。
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召開了糾正醫藥購銷中不正之風的電話會議，提出了專項治理的階段性要求：清理整頓藥品生產、經營企業，規範醫藥價格行爲。
可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卻說，醫療藥品市場具有特殊性，生產過程比較複雜，技術性較強，物價部門很難確切掌握各類藥品的真實費用消耗，對藥品的報批價格不能實施有效監控，企業有機會將廣告宣傳費等計入成本，使藥品名義成本高於真實成本，形成產品銷售的讓利空間。
從理論上講，在醫療藥品市場上，醫生應是消費者的代言人。
但是，在醫療機構補償機制長期不完善的情況下，隨着財政補貼的逐年萎縮、勞務收費水平偏低，迫使醫療機構將其補償重點放在藥品的收入上，醫生們以多開藥及開好藥以增加藥品的差價收入。
醫院及藥品銷售商共『抬』藥價
在一般商品市場，消費者可以根據商品價格、品牌、質量主動選擇商品，還可與供應商討價還價，而在藥品和服務市場，真正的消費者病人，只能通過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第三者醫院來完成藥品消費，由醫生建議和決定服藥品種和數量。一般情況下，病人無法選擇藥品品種、用量，也無法討價還價，只能被動接受。
「先鋒霉素」針劑，商店批發價是2.50元，而醫院處方上是8元。感冒發燒是最常見的多發病，醫院處方竟能開出100多元的感冒藥，所以許多人寧肯自己到藥店買藥也不去醫院看病。
一些醫院往往制定一年的創收指標，並把這些指標分配到各科室，一些醫院把醫生開藥多少作爲一種對醫生的考覈和獎勵標準，並從藥品銷售額中獎勵「提成」，開「大處方」對醫院、科室和自己都有好處，爲了完成指標，醫生只好多開藥且開好藥。
銷售商爲把一種新藥打進醫院派出醫藥代表，掌握醫院裏各方面的人際關係、工作利害關係，個人檔案，嗜好需求，預備「開發費」，先從實權級的領導入手，打通關節，再千方百計打通醫院藥劑科、藥事委員會、採購、審批等等關鍵人物，利用種種回扣手段：現金回扣、免費旅遊、娛樂摸獎、發票報銷，請客送禮等完成他們的銷售目標。
逐年上升的回扣使得醫藥價格扭曲。而價格扭曲的結果最終轉嫁到病患頭上，使許多人有病不敢進醫院。
三生藥廠率先降價
就在人們還在關注着空調、汽車之類產品的價格大戰時，一場價格革命也已悄然在醫藥行業展開。
要使干擾素像青霉素一樣，讓老百姓用得起。這是最近大陸基因工程製藥骨幹企業─瀋陽三生製藥公司打出的旗號，隨着這一旗號的打出，他們宣佈了該藥廠生產的干擾素大降價的行動。率先將長期居高不下的干擾素產品「因特芬」的價格，由每支100萬、300萬和500萬單位的零售價格，從原來的56.8元、160元和285元降到22元、66元和99元，相當於內地同類產品價格的三分之一，進口產品的五分之一。
醫藥行業的「虛高定價」和「以藥養醫」，成爲醫藥業發展的障礙，「三生」此舉，率先打破了這一僵局。有人稱其爲醫藥行業的第一次「產業風暴」。
三生製藥公司總裁婁丹說了三點理由，一是中國面臨加入WTO，進口藥品的關稅將要從20％逐步降低到6.5％。作爲一個本土企業必須在今後的幾年中儘可能多地佔領醫藥市場。二是隨着城鎮醫療保險體制改革政策的出臺，藥品價格下降是大勢所趨，作爲醫藥生產企業，與其等到政府把價格調下來，不如自己先行一步。三是大陸生物製品市場的特點是生產企業供給相對過剩，表現爲理論需求與實際需求相差過大，有效需求嚴重不足。
至此我們對藥費的高昂有了較清晰的認識，解決藥品回扣及醫療行業出現的其它問題，重新樹立藥廠、藥品銷售商、醫院和醫生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地位和威信，由醫療體制改革下手，才是促使藥價合理化的關鍵所在。（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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