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倒置的人權觀
中共第1代領導人毛澤東，在率領軍隊通過槍桿子奪取政權之後，基本上就不再強調「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了。知道「自由是人民爭取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卻不再強調自由的內容，並不是毛澤東認爲他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喊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口號之後，中國人民就想當然地「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的緣故。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再開明的君主，也不願意把自由賜給他的臣民」那樣，毛澤東也不希望他的臣民擁有自由。儘管毛澤東口頭上說「自由不是什麼人恩賜的」，但他心裏卻認爲：沒有他這「紅太陽」、「大救星」的恩賜，人們哪來自由？如非如此，那麼他早就在中國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以「擺脫歷代興衰的週期」，而不會把「自由、民主」視爲「手段」而非「目的」，說什麼「自由、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它是爲經濟基礎服務的」了。根據這樣的說辭，中國人民自然也就成爲實現經濟基礎的工具了。人本身也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
毛澤東之所以採取本末倒置的人權觀，依據其歷史的過程，不難看出是他有意通過弱化人民的自由權利、並通過把屬於人民的天然權利掏空得一乾二淨的方式，來推行「民可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並利用人民的熱情與衝動大行自我崇拜、自我神化的運動，從而達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賓之士，莫非王臣」的一統天下的目的。
而毛澤東的這種人權觀一旦轉化爲行動，過去允許人民「輿論不一律，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的許諾就會化爲烏有，持不同觀點的人民就會變成「反革命」，「反革命份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的目的」就會被禁止，而是不是「反革命份子」，就憑個人的好惡來評定。結果是：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成了目的；他所講的，就都成了最高指示、成了真理，而且，「句句是真理」。這個「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掃蕩，使得中國變成了只許他這個帝王放火，不許州官、百姓點燈的局面；使得50多萬的知識份子成了他製造的萬馬齊喑的犧牲品；使得3,000多萬的無辜者的冤魂成了踐行他異想天開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殉葬品；使得國家主席、三軍將帥成了他臆斷出來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喪家狗；使得億萬被他讚美爲「創造歷史的人民」，不得不在他親自發動起來的「就是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裏，不斷地品嚐紅色恐怖的果實，感受有形、無形的鐵窗之苦與牢獄之災，在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人性退化、獸行增長的過程當中，迎來一個個血雨腥風的煉獄的歲月，蒙受着人類的最大恥辱。
最後，它也使得這個曾經一馬當先高喊反對專制的毛澤東，自己也成了貨真價實的專制者；最大聲地譴責國民黨濫用權力的毛澤東，自己也犯下那些濫用權力的罪惡。
心胸狹隘的人權觀
那時，除了毛澤東一人享有至高無上的自由之外，其他的中國人可以說除了充當試驗烏托邦的工具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人權而言。向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也是如此。
這個自稱是第2代領導人的鄧小平，在被毛澤東整得慘兮兮之後，感覺到權力高度集中的危害性特別大，不僅讓老毛成爲爲所欲爲、「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帝王，而且讓自己成爲「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少數人」，而屢次身受政治迫害。爲此，鄧小平在重新上臺後，憑着捱整而產生的不好受的心理，想要對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進行開刀。然而這位鄧大人還沒有來得及進行開刀前，就好了傷疤、忘了疼，而迫不及待地摧毀了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深刻反思、對他有不同看法的西單牆民主運動，並大肆逮捕了一些憂國的仁人義士。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表面理由，同毛澤東整他的理由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罪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鄧小平認爲「少數人的人權」不受無產階級專政的保護。從他所說的「什麼是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中國人民的人權？」可以看出他惡待「少數人的人權」的原因。
或許有人認爲鄧小平惡待「少數人的人權」，目的在於維護全國人民的權利。然而，實踐證明：如果少數人的憲法權利得不到兌現，那麼全國人民的憲法權利也就不可能得到兌現。道理很簡單，沒有少數人的存在，也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存在。公民在行使其基本的人權時，除全民舉行普選之外，不可能是全國人民同時行使權利。在行使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權利時，也只能是「少數人」在行使。如果把非全國人民同時行使權利的行爲，稱爲少數人的行爲，並且不給予法律保護的話，那麼，權利對中國人民來說將成爲不存在的東西，甚至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東西。這一點對於經歷過少數人得不到保護之迫害的鄧小平而言，應該說是十分清楚的。他之所以仍然步老毛的後塵壓制「少數人的人權」，乃是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因爲，專制制度必然使得專權者心胸狹隘。正因此，鄧小平不願徹底否定由他參與制造的五七年反右運動的錯誤決定。也正因爲如此，鄧小平一聽到有人反對他「垂廉聽政」的報告就龍顏大怒，調動軍隊、動用坦克、機關槍，屠殺要求保障人權的學生和市民。
本來鄧小平挨毛澤東整的歷史遭遇，可以讓他在掌權之後避免重蹈歷史覆轍，讓他把尊重並保護少數人的人權當作衡量政府的尺度，納入制度之中。然而，可悲的是：這個自稱是「人民兒子」的鄧小平，在無視、踐踏少數人的人權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反面，從一個受政治迫害的無辜者，走向了迫害他人的專制者，讓歷史在他的手中再次迴歸專制的時代。因此可以說，當歷史的災難與悲劇，還沒有被理性雕塑成永久的紀念碑、聳立在現實的記憶之中以前，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和煉獄的厄運，就仍然是毫無價值的東西。而且，現實的寬銀幕上，還將不停地重新上演更爲觸目驚心的悲劇。
厚顏無恥的人權觀
中共的第3代領導人執政的90年代以來，正是國際社會對人權領域最爲關注的年代。但以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共第3代領導人，面對着尊重和維護人權的洶湧澎湃大潮時，反而繼續踐踏中國人權。他在上臺執政後不久，就在全國範圍內對參加89年民主運動的活動人士，進行無情的政治迫害，致使上千名無辜者遭到政治審判、長期關押、以及種種非人道的待遇。後來，他又鎮壓了努力促進中國民主化的異議人士和中國民主黨成員。爲了掩飾踐踏人權的行徑，他竟叫出「生存權是首要的人權」、「穩定壓倒一切」、以及「主權大於人權」的口號。
把「生存權、發展權」當做「人民首要的人權」的說法，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實際上，這無疑是中共把中國人民視同動物的主張，被他們用來阻擾人民行使基本權利的藉口。爲什麼？道理很簡單：首先是，人活着如果僅僅是爲了生存，把吃飯當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來做，那麼這種生存狀態與豬、狗等動物有何區別？馬克思就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爲「人與動物是有區別的」，而唯一的區別就是「人有思維」。說白了，人是有思想的。如果強制有思想的人停留在吃飽這個動物的層次上，實際上就是要人停止思想、要人不說話、要人「取消（了）人的個性與人格」因爲這等於「屠殺個人的生命」、「消滅人的生命」（羅隆基語）。這一現象在中共的建國史上多次得到驗證。其次，這是把發展與人權對立起來。這也是一個十分錯誤的觀點。有誰能證明行使言論、出版自由會阻礙發展？相反，人們不難找出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反而會阻礙發展的諸多史例。毛澤東時代的一言堂，就是中國各個方面得不到發展的最好的例證。中國腐敗之所以越來越嚴重，根本原因在於89年民衆的自由表達遭到鎮壓。而又有誰能證明人們免受酷刑、沒有依法審判不得加以監禁、沒有犯罪不得加以懲罰，會阻礙發展？既然人權對生存權和發展權構不成威脅，反而會有促進作用，那麼，中共領導人的限制人權，顯然是另有圖謀了。
至於以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共第3代領導人不斷地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其實與強調「生存權」的主張的實質是一樣的。
沒有人希望他所生活的社會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但是，穩定的社會必須建立在公正、公平、正義等原則的基礎上面。不幸的是，中國目前的所謂的穩定僅僅是爲了維護官僚的貪污腐化，爲了杜絕人民「要發表什麼就發表什麼」的揭發，爲了害怕見到「今天你上街，明天他上街」的活潑景象。
至於中共以「主權大於人權」來反對國際人權關懷，也是沒有道理的。主權的唯一功能在於保護主權者──人民──的人權。因此，主權一旦喪失保護人權的功能，主權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基礎。更簡單地說，沒有人權，哪來主權？人權被政府壓制的人民，怎麼會去熱愛、擁護自己的國家？人民歡迎國際人權關懷。而且他們有權如此。
從中共的3代領導人的人權觀，不難看出，不論是毛澤東、鄧小平、還是以江澤民爲核心的領導人，他們在對待人權的問題上，根本就忽視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與標準，隨意壓制人權，用歪論去抵擋來自國際的人權關懷。其結果不但給中國埋下動亂的根源，也讓中國在國際上成爲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願中共領導人早日大徹大悟，認識到壓制人權的不合理性。（2000年7月12日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