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加速的清朝，就本质来说，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社会上最广大的人口，是农民而不是农奴。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农民有土地房屋，有人身自由，而农奴的全部生活都得围绕着奴隶主的核心。
奴役，是人类历史上抹不去的一页，是最大限度榨取劳动者所得的手段。把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用法权确定下来的社会集合，就被尊称为奴隶社会。但奴役或奴隶并不是奴隶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奴役的特征在于，一方面要剥夺财产所有──实行赤贫化，另一方面要剥夺人身自由──造成依附化，某一方面还会剥夺人身功能或器官──诱导太监化，最重要的，是要剥夺被奴役者对人的权利进行思想的能力及权力──这才叫真正的奴化。
自古以来，达成奴役的手段，不外乎军事强制，经济强制。其一，我打败了你，或者我的部落打败了你的部落，我的族人打败了你的族人，或者，稍微现代化一点，我的党打败了你的党，我的主子打败了你的主子，你的生存权就变成了我的掌中物，予死予生都在于我的一念之中，这叫弱肉强食法。当然，弱肉并不一定就是贫肉，富而腐的弱法更令人垂涎，更催人欲试，更促人强食，那才是万里长城也阻拦不住的诱惑！其二，你自行丧失平等的权力，或者丧失平民的地位，因为你所欠太多，资不抵债，游戏场只好开除你的游戏资格，你要为你的经济行为的失败担负后果，于是，在人身自由也是一种资产或财产的社会，你只好用你生而得之的最后资源去抵偿你的失误，这叫得而复失法。
只是在社会主子在奴隶管理中的投入高于奴役所出的情况下，美好的奴隶制才会“自行”崩溃。要是奴隶们永远“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坚持“热情高涨，忘我地贡献”，我想大概直到现在，我们，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的整个人类也不会把“会说话的工具”丢掉，另行培育训练什么“驯服工具”。就连万能的计算机，也还没有达到会说会听的地步或思想境界。
所以奴隶世界之后大家都不谋而合地实施封建，实质在于简化奴隶管理。奴隶的人权就是生存权，不干活的时候也得饲着养着，马儿再好也要吃草，一样的道理。要能取所得而节所养，天下的美事岂不集我一身。于是奴隶们或前奴隶们，在生存权之外有了起码的自由权，自主权，自决权。社会形态进化了，生存权的干枯的铁树开花了，前奴隶们“如今徒劳为自己”，劳动虽然还不是生活第一需要，却有了瞬间的甜头，于是劳动的投入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自发──整个社会就是这样达成双嬴。
那么双嬴之后，还会有回头苦吗？我不敢轻易肯定或否定，因为这不取决于社会或历史，而是取决于活生生的现实，取决于现实社会中的人。这里用“人”，而不用“人们”，因为社会的组成，无论是正是邪，都是我们自己。把我们合在一起，就不再是简单的多数：“人──们”，而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复杂单数：人。再具体一些，就是取决于老祖宗用过的算盘珠子：社会主子在奴隶管理中的投入是否高于奴役所出。如果奴役的过程是那么得心应手，少入而丰出，谁会不愿意蓄奴而只去圈猪。
满人当然不是最后以军事强制手段征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子，他也还没有现代化到奴役全中华或至少全体汉人的地步。有没有比集军事强制与经济强制于一身的封建社会更诱人的光明的前进的积极的奴役术？有，这就是我们的主义：社会主义。这里，军事强制的俗称就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出了政权干什么？于是就干──社会主义。就剥夺，就镇压，就杀头，就经济强制，实施双管齐下。
你会说，剥夺全社会的行为，就不会激起全社会的反抗？这么说是不是太愤世，太言过其辞？我只能说，取得全社会“默许”──有人会用“默契”，却是我所不以为然的，我们以后再说──也正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特征。它绝不会愚蠢到同时同程度地剥夺整个社会，而是用其剥所得制成诱饵，换取一部分人的同伙同志，先去剥夺另一部分。只要剥夺的程序启动，只要第一张羊皮剥下夺到，放眼天下，就再无全羊；只要第一只牛角被轻易取下，浪迹江湖，就再不会遇到更硬的疙瘩。
有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比起社会主义是剥夺社会的准许证，火候还稍欠一□。
比如说，比起国父孙文的“耕者有其田”，社会主义也对农民高喊“平分土地”，但关键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又没说农会得了百分之百的“一切权力”之后，还会干什么。剥夺地主，不是为了农民，而恰恰是为了下一步剥夺农民本身。一步剥夺分做两步革命，不过是借农民革命的伟力剥夺农民自己。经过土地改革，你们都看清了，地权不是可以随便剥夺的吗？为了社会主义，你就放弃党分给你的土地牲畜，“自愿入社”吧。入的不仅是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而且是社会主义这个伟社。据说当年斯大林同志为组建合作化，不惜用强力刀枪，大概就是因为土地放在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手中为时过长，其所有制又由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而强化，已经根生农民家，到党想要的时候，拔都拔不出来。中国的同志就要接受历史教训，不能让农民把土地暖热，要趁着他们对斗争地主记忆犹新的火候，马上掀起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你要说这是予取予夺，我说更经典一些是我可以赐予的我也可以没收。那本来就不是你的，也从来就不是永远也不是你的。此种经济强制，只能在军事强制的前提下进行并成功，所以仍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时代烙樱有人说土地改革杀戮了两百万，社会进化的血的代价太高。我说，如果没有那两百万颗人头落地的杀鸡骇猴的余威，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会乖乖地放弃他们祖祖辈辈昼思夜想的宝贵命根──土地？如果没有那两百万颗人头先行落地，后面必将有更长的更残酷的“圈地运动”，将有更多更广的生灵涂炭，社会主义的强制表面化会来得更淋漓尽致。
有人污蔑我们的农民不懂伟人领导他们进入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苦心臆志，一旦有白吃白喝的食堂，他们就抢着把公产挥霍一空，其后果马上招致三年“自然人祸”的报应不说，还害得伟人自砍战无不胜的中军帅旗，遭刘邓逼宫之枉。可细想之下，站立在空荡荡的土地庙门外看著他们得而复失的土地的千百万农民，已不再是土地上的农民，更不是共产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再有工农的对立──他们是社会的农民，已把一切交还社会，还不知道社会将会怎样报答他们或怎样抛弃他们，所谓的“放肆”，只是他们在被迫放弃土地后的那种失落感激发出的“快感”，即所谓的“入社吃社”的自然反应而已。
反过来说，党也意识到自己对农民还嫌太客气了一点。人祸的高峰处，党对农民真正开始实行农村户口的钳制。农民这才意识到社会主义对于他们的真正含义，可是在军事强制与经济强制的淫威之下，他们已经彻底变成新社会的无产者，已经是除了集体地、几乎无偿地贡献自己的劳动之外，再无其他出路的社会底层。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迁徙自由，甚至没有种什么怎样种的选择，更没有收成之后留什么留多少的商量余地。颗粒无收之年，连出门去乞去讨的自求生路的自由也没有。你把这种劳动称为什么？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还是奴隶主义强制劳动？反正我不清楚。
我清楚的是，对于农民的大刀阔斧，只是军事强制及经济强制的威力下的政治强制的一个小角。社会主义的最高拿手好戏还在于思想强制。这是我们要说的最经济的奴隶管理的历史创举。要是奴隶们不认为他们与社会公仆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是后天人为或暴力所致，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稳定地团结在指挥他们的主人的周围；如果他们的“救星”恰好又是顺应天意或符合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伟大舵主，他们岂不永远免去人生疾苦的磨难而一步登天，主叫他们作的任何艰难险阻，只不过是天堂门前的最后考验，他们会有二心？
这就是社会主义教程中，社会发展史，或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强制的强劲东风。在这股风潮面前，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刀取齐──全折腰，因为这是他们似懂非懂的新皇新衣──别人都说是指路明灯，我若没看出来，岂非我的学习还不认真，态度还不端正？几乎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折腰仅为软骨病──不是指责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阶级出身。“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不是因为他们学问浅薄，而是因为他们是生就的阶级异己，他们念的书都是离经叛道。异己而求同化，怎么办，只好脱胎换骨。说起来是“追求进步”，其实跟清朝初季的汉族读书人出山去追求朝廷功名一样的道理，是中国读书人集体屈从于军事强制与经济强制的大风，自跪于思想强制风头前的自我奴化，几乎谁要跑不出干系的。那些不称赞皇帝新衣的，一下子就阵线分明──分明是留发不留头的狂狷。
可惜，两千年前的马鹿之分，至今没教会中国那些傻乎乎的读书人。指鹿说鹿的人，还以为自己是为国家为人民，可如果你首先不为党，国家和人民都要为此与你反目。这时节的强制，不是军事强制，也不是经济强制，甚至不是政治强制，而是赤裸裸的思想强制。众多的强制的总和，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无产阶级专政。
有了思想强制，有了强大专政，专门打击那些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秩序，破坏党和人民之间鱼水关系的某派分子之余，我们不但有了“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忘我劳动热潮，而且我们更省下了奴役劳动管理的投入，这叫做“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令人至今难以理解的是，在劳动管理的成功之后，尤其是在“毛思想空前普及人心”的文化革命高潮之巅，我们的劳动所出，竟然造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恐慌：各种票证，各种限量，铺天盖地而来，好像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另类高潮。我们惘然，为什么全社会的共产主义觉悟史无前例的提高，就一定要与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成反比？如此下去，岂不是共产主义永远是遥遥无期？
现在我们知道，几千年前的老算法，又一次几乎颠覆了变了态的奴役劳动：如果奴役所出竟抵不住维系奴隶们生存权的投入，这种劳动是无法继续的，不光劳动者或被奴役者的一方缺乏劳动热忱，就是不劳者或奴役的一方，也不甘心自己名下社会产品的极端匮乏。那样的生活，即使白吃白拿，也不够份呀！
于是有政策的重大转弯，要不然我们总说统治阶级也会有其明智人物，虽然并不总是如此。要想耕者无其田，学者无其思，看来管理并不难，尤其是我们的强制与专政百分之百制度化之后的今天，更是如此。但若是田里不出粮食，思余不出精华，我们也只好买进口粮充饥，只好借领袖的光辉思想滥竽充数、狗尾续貂。
是的，我们都看到，邓的改革给了百姓某种余地，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动那个制度的任何一个微小方面。这明明白白地集中反映在他的“四个坚持”的口号里，好些人却以为他真是设计出什么新东西。
要我说，他确是出色的总设计师，但他设的只是一计，即打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招牌，暗渡陈仓，坚持的还是奴役的一条老路。这也就是我在前文《又见九九风雨狂》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主逆流派之间调整他们各自心目中生产关系的尺度的差异，本质上他们是一致的。邓的妙计，不过是在毛的全方位奴役之旁，稍微放宽一点点，给生产者的清汤寡水的食槽里再加上一些些调和面，就这指缝宽的一线生路，也还是把肥水尽拦自家田，肥了太子党无数不上算。这种调整，不是把社会的再生产扭上正轨，而是把原先的露洞捅得更大。不错，农民是喜欢过邓计，现在不又在大规模逃亡吗，不仅逃向外乡，更加逃往外国？工人也亲近过邓计，现在等待着他们的仅仅是下岗与贫乏化。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曾是“小平你好”的始作俑者，结果构成“寄托族”的主流，一走为上。
许多外洋自我流放华人，显然并不认为他们的出走是逃避奴役的捷径，因为他们在自己出走之后，仍然高声歌颂千古少变的这同一种制度，仍然鼓吹坚持缺少人性的这同一种管理。尤其是去年所谓的建国五十大庆之机，海外各方的溢美之辞，几乎掩盖了那个制度下的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掩盖了那种管理下的五毒俱全的泛滥，二十年重现的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而且更刻意掩盖邓记妙计的坚持奴役的本质。
反对我如此说的人士，可以告诉我，现在的中国，工人还有什么，农民还有什么，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或者说，国人还有什么？国是国人之国，国人有这个国的哪一个小角？国人仅有的，怕就是国字的大口构筑的大闭合圈，“不许逃役”，或者国字小口划出的地牢，“禁止邪教”。国人只有劳动贡献的自由，没有独立思考的余地，这就是国人之国对国人的全部恩慧国惠？再问一句，如果国是国人之国，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国要坚持奴役他们？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国是无权过问，或者说问也白问？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现任国家主席江某，在其上海任内，竟然落选人民代表”，这是不是说上海人民没投他的“上海帮”信任票？国家领导，虽然宪法没说一定要选民直选，但也必须在最高级的人民代表中产生，以前的毛主席刘主席，不管怎么就位的，还每次都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先有一代表席位，然后才有资格“主席”。整个选举，虽然仅是过尝形式，但也要顺人民信任的“民心”而循级而上。江主席临危受命，老邓就马马虎虎忘了查一查，江连席也不席，选也未选，就一跃成为国家主席，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回。这种“钦点主席”的好戏，虽未出大乱，却特出大格。过去“四人帮”时代，有“飞过海入党”的火箭提升，但那卑劣手法哪能比得上后起之秀老邓的“飞过席主席”的划时代的宇航提升法？
所以我副题中说的窃国者，你还别说不信。
作者老郸自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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