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事件提供兩個值得重視事實：（一）這個暴動是農民發動的；（二）暴動的農民有2萬人之多。中國農民向來忍辱負重，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他們能夠發動一場2萬人的暴動，對於大力宣傳「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政府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中國農民稅費負擔過重，是一個不容懷疑的事實。2000年8月24日《南方週末》頭版一篇題爲《鄉黨委書記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動情批覆》的報導披露：在湖北省監利縣的棋盤鄉，農民需要面對的是田畝負擔每畝200元，以及人頭負擔每人100～400元不等。一家5口種地8畝，全年經濟負擔爲2,500～3,000元。這還不包括防汛抗災、興修水利等勞動負擔。所以，農民種地畝產1,000斤穀子（每斤0.4元），僅僅只能保本（不計算勞動成本）。因此，有80%的農民虧本……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擔每人高達500元。

爲什麼會造成這些問題呢？那位給中國國務院寫信的鄉黨委書記說：「90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幹部不過120人，現在超過340人，並且這種增長的勢頭無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領導無法頂住內、外壓力，不得不濫用權力安排一幫子人吃『皇糧』，年年有新官，幹部增長何時休？……農民怎麼受得了？」

其實，棋盤鄉的這些現象普遍存在於中國的農村。看到、體會到這種不合理現象的，決不僅僅這位給國務院寫信的李昌平先生。中國的農民是這種現象的直接受害者，他們早就對這種現象有深切的體會。但是他們的聲音很難傳送到國務院的領導們耳中。所以，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選擇了沈默、甚至麻木。江西省農民的發動暴動，只能理解爲他們已經被迫到不得不採取自救行動。

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便在中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一直漠視、甚至故意犧牲農業和農民的利益。作爲一個已經執政51年的政黨，面對基層官員的沈痛陳述、面對農民的暴動抗爭，應該好好想一想了：這些年來，你們有沒有爲農民做些什麼？

建政初期，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曾使千千萬萬的農民獲得了土地。雖然這是在非法剝奪另一部份農民合法利益的基礎上實行的，但還算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合理性。然而，沒過幾年，政府就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了回來，全部拿到了自己手中，毫不猶豫地把全國的農民轉變成政府的僱農。過了20多年，由於以安徽小崗村農民爲代表的農民自身的冒死抗爭，農民才又重新獲得了自主經營土地的權利。他們雖然依舊是政府的僱農，但畢竟已不必再在監視下從事勞動。所以，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重新得到開發，農業也才重新有了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爲了重振正走向暮年的中國工業，在並非別有用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政策指導下，中國開始了對農業和農民別有用心的新一輪掠奪。涉農物資一而再、再而三地漲價，以教育經費爲代表的多種稅費負擔被強行放置在剛剛吃飽肚子、剛剛從面黃肌瘦的容貌中轉變過來便被稱爲已經富起來的中國農民身上。

爲什麼這樣對待農民？我不敢說這是政府有意爲之。但政府潛意識中是否有蔑視農民利益之處呢？

幾十年前的民國時期，舊政府就曾在中國山東農村搞過民主試驗。對中國農民有深厚感情、且頗具社會正義感的學者梁漱溟先生，曾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籲重視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稱「農民與工人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別」。他遭到當時任職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周恩來的強力打壓，幾十年不得出頭。而今天，中國加入關貿組織的最大受害者又是農民。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千萬不要忘記中國農民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顛覆任何一個政權！

1949年以前的中國，並沒有鄉鎮一級的政府組織。中國的農民擁有充分的自治權利。如果不是國民政府的寅吃卯糧，他們的稅賦負擔其實並不重。今天的中國農村，即使取消了鄉鎮一級政府組織，取消了鄉鎮黨委、鄉鎮團委、鄉鎮經委等等一連串名目繁多的部門，也不會有什麼壞處，只不過是砸了一部份無所事事之人的飯碗、還農村一個良好社會生態環境、讓農民擺脫沈重稅費負擔罷了。

如果我們的中央政府真想減輕農民的負擔，它不妨首先撤銷鄉鎮一級政府組織！然而，它有這樣的認識和魄力嗎？--摘自民主論壇(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