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讓人費解、讓人害怕的一種態度。但是被批評者丁東先生頗有雅量，他只是說「硬要扯上什麼崇高不崇高，在我看來是很無聊的」。本來評價一位歷史人物，反思他的悲劇和弱點，從多方位進行探索是有益的事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是研究者、評論者的權力，可不可取則要看他批評得有不有道理。

　　早期的郭沫若可稱得上文化巨人，才華橫溢。人們垢病的、不以爲然的是他的後半生。我覺得1948年可作爲他前半生與後半生的分界線。對48年後的郭沫若，人們諱莫如深，吞吞吐吐。秦川先生所著《文化巨人郭沫若》一書近500頁，48年至郭老逝世近三十年的生活經歷在書中不到100頁，不及五分之一。作爲傳記作者，秦川先生可能是有苦衷的。誰不想爲傳主多說幾句好話呢？但也不能編得太過分。

　　王小波在《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一文中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工作是：「1、創造精神財富；2、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而且「後一樣向來比較出色」。但願這種說法不是僅針對郭沫若一人而言。作爲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學者，郭沫若不應該不知道沈從文、朱光潛、肖乾等人的價值以及他們在學術界、文學界的影響和地位，所以他於1948年在香港發表的《斥反動文藝》讓人費解和痛心。沈從文被界定爲「桃紅色文藝」的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爲反動派而活着」。郭沫若曾被人封爲繼魯迅之後的又一面旗幟，他本人也極其看重這個稱號，千方百計要扛穩它，所以這面旗幟以外的一切他都徹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徹底消滅他們，甚至恨不得將他們連肉體一併消滅。遭此貶損的作家和學者們從此開始了他們幾十年悲慘、屈辱的生活。從閻王殿走回來的沈從文徹底告別了他心愛的文學事業，轉入歷史博物館，爲文物填寫卡片，而此前他卻是聞名海內外的作家、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據凌宇所著《沈從文傳》，陳賡曾請沈從文吃飯，並告訴他，過去把他當反動派對待，不是上面的示意，也不是出於共產黨的政策。沈從文聽後顯得更加無奈、惶恐和擔憂。他終止了文學創作，卻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績，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沒有想到期的事情。但是千萬不要爲此慶幸！想想沈從文在死亡線上的掙扎以及之後幾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們寧肯不要他考古學上的成績！

　　文革結束二十幾年了，對文革造成的慘絕人寰的悲劇的揭露已爲數不少，但對文革產生的原因仍然沒有系統的總結。沒有法制、權力缺乏監督、個人崇拜等等，都是主要原因，但是論者往往都往林彪、「四人幫」頭上一推了事，既簡單又安全，但是太不負責任了。個人崇拜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有人的缺點和弱點，林彪把毛澤東封爲神是有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作爲正直的政治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應該要堅持真理、堅持正義。可惜的是郭老沒有能夠堅持，而是加入了製造現代迷信的行列，誤導人們更深地陷入個人崇拜和盲從的泥溝。郭沫若在評論毛澤東詩詞和書法時說：「主席並無心成爲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都成了詩詞的頂峯。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着豪放不羈的氣韻。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啓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紅旗躍過汀江》）（以上轉引自丁東先生的《盲從還是阿諛》）。郭老是飽學之士，對毛澤東出現了錯別字、書法中出現了筆誤看得明明白白。但他不僅不指出，還要在評論中編出一套說辭，硬把毛澤東這些失誤說成是優點，並且發揮到「四個第一」的政治高度，好比看到別人長了一塊瘡疤，硬要誇讚成豔若桃花，美如乳酪。有人想以盲從來開脫郭老，顯然是徒勞的。盲從是水平問題，阿諛奉承則是道德問題了。無論何時，阿諛都是不可取的。大多數中國人即使在走進盲從的誤區時，對阿諛奉承也是鄙視的。

　　有爲郭老辯護者痛擊那些「罵」郭沫若的人是事後諸葛亮，當年都閉上了鳥嘴，也早請示，晚彙報，並未勇敢地站出來指陳。這種說法確有一定道理，並差點將我們嚇倒，好在我們還有馬寅初、梁漱溟、陳寅恪、顧準等人以他們的人生經歷爲我們辯護。在強權面前，馬寅初以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良心和正氣，堅持自己的正確的人口理論，甘冒下地獄的危險。梁漱溟置泰山壓頂於不顧，當面指陳毛主席沒有雅量，在爭辯、抗擊不起作用時，他選擇了沉默。同樣選擇沉默的還有陳寅恪先生，一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寧願去考證《再生緣》、也不願去參加大批判，哪像某些「書生」、「學者」將一生的學問用於歪曲歷史、陷害他人。顧準更是在準監獄生活條件下（勞動改造中）構築他的「理想王國」。

　　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中表明無論政權掌握在誰的手裏，他都將採取批判的態度。所以高爾基是偉大的。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意識，應該與權力保持距離。以索爾仁尼琴爲代表的二十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存在方式和歷史命運，爲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在前蘇聯，索爾仁尼琴提出「別相信、別害怕、別原諒」和「不撒謊地生活」的信條，並在創作和生活中貫徹了這一信條，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關進集中營，被流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國，他並沒有因爲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是很快批評起唯利是圖的美國社會和美國式的價值觀來，甚至稱美國爲「惡的帝國」，引得美國當局對他大爲不滿。在度過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羅斯後，他又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以葉利欽爲代表的俄羅斯新當權派，並拒絕領取葉利欽頒給他的聖安德烈勳章。他就是以這樣一種態度來顯示自己作爲一個思想家、文學家的強大的存在。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們呼喚英雄（但我們不需要「高、大、全」式的英雄）；在道德品質墮落、價值體系崩潰的時候，我們呼籲、切盼恢復和重建。我們應該擯棄那種簡單的因言廢人或因言立人的邏輯。不能因爲周作人文章好就想隱瞞他當漢奸的歷史真相，所謂「好漢奸」只能使我們的民族蒙羞，使知識分子形象受損。在需要「吶喊」的時候，希望知識分子不再集體失語，不再集體思想陽痿，尤其不能使它傳宗接代。郭沫若的悲劇還是不重演的好。我們覺得那些敢於評說郭沫若的人其實並不是爲了使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諷刺別人的人顯得別有用心，他們是不是在盼望「城頭變換大王旗」？

摘自10月22日[思想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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