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這場運動,有人稱之爲動亂,有人稱之爲浩劫,有人稱之爲災難,有人稱之爲噩夢,有人稱之爲「崢嶸歲月」,有人稱之爲「對文化的革命」……。起初,人們還能以各自不同的經歷、感受來詮釋它,回憶它,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推移的速度往往比我們以爲的要快迅得多),它的影象模糊了,蛻色了,剝蝕了,人們的經歷和感受也不斷地被沖刷、浸潤及消融,失去了新鮮、真實和個性,而更多地帶上了他人的、「公認」的甚至官方影響的痕跡。加之,我們還生活在一個遠遠談不上可以暢所欲言的環境之中,文化革命這一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重大事件,就這樣活生生地被衆多的專家、學者整治得面目全非。
文物是修補破損歷史的最好材料。但文物本身也在不斷地被複制着,修補着,──或者叫修改着。《毛主席語錄》,毛澤東石膏像,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毛像章文革期間發行的郵票,在市場上銷售、流通和翻炒,被一些懷舊的、獵奇的人們收藏;毛澤東的頌歌被重新演唱、剪輯,灌製成柔和纏綿的《紅太陽頌》盒帶,大量發行;樣板戲也改頭換面,成爲一些聯歡會、電視節目中頗受歡迎的段子。而文革時的許多流行語,包括毛澤東的名言,政治術語,特殊名詞、口號、縮略語,民謠民諺,京劇和電影對白等等,至今還在廣泛使用着,被作家寫進小說和劇本,被老百姓極其鮮活地掛在嘴上,有些還被賦予新的內涵,或依其形式創造、組合出新的詞語。一些人把它們統稱爲「毛氏話語系統」,其實就是一種文物的「活化石」。
從圖書館、檔案館裏,可以找到當年正式出版的報紙、雜誌、書籍、圖片,如果找找關係,還可以查到某年某月印發至某一級的中共中央文件。這些官方文件,對於我們領略歷史可以被粉飾打扮成一副什麼模樣或許有好處,但不能讓我們領略歷史本身。誰都知道,歷史是最經受不起粉飾打扮的。
在一個言論出版受到嚴密控制、高度極權的無產階級專政甚至被稱爲法西斯專政的社會形態裏,難道還有什麼可以大量發表而又不需經官方審批、不代表官方意願的文字嗎?
有,那就是大字報。
二、
第一張大字報起於何時,大概是很難考證的了。但可以肯定,大字報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從古到今,從西方到東方,舉凡張貼在公衆場合的大字海報、告示、通令、傳單、標語口號、表揚稿(或批評、檢討)、商品廣告,……都可以說是大字報。然而,賦予大字報以特定的政治內涵,使其成爲一個流行於世界的專用名詞,卻無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澤東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論我們喜歡還是厭惡,也不論我們是帶着感情色彩還是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作爲「破」的最主要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已經作爲一種獨特的文化,「立在了人類歷史的進程中。
而即使是這樣一種有專門政治含義的大字報,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明。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號召全民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一部份人,主要是知識分子認爲「和風細雨」已不能解決什麼問題,要求實行「大鳴大放」。毛澤東當即肯定這一要求:「羣衆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羣衆鬥爭的形式就是大辯論、大字報。……在我國條件下,這是一個有利於無產階級而不利於資產階級的形式。」於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成了那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方法,簡稱「四大」。文化革命不過是將這「四大」推向極端和高潮罷了。
仔細說來,所謂「四大」,大鳴、大放和大辯論,都是虛的,只有大字報才是一種實在的具體的形式。鳴放和辯論,可以用嘴,也可以用筆;用嘴叫「口誅」,用筆叫「筆伐」。即使不說中國是一個重文本傳統的國家,僅從口舌與筆墨二者的份量來比較,後者也明顯更具有空間堆積和時間持續上的優勢。常言道:「口說無憑」,只有「筆寫紙載」才不容忽視和抵賴。從大批判的實用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口舌轉化爲筆墨較難,筆墨轉化爲口舌較易(照本宣科即可),還可以無限反覆地轉抄、翻印、宣讀和散發,在錄音設備還只是少數新聞單位的專業器材的當年,「筆」的威力和重要性遠遠蓋過了「嘴」。因而實際上,「四大」就是指的「一大──大字報。
一九七五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分別將「四大」列爲「社會主義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權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認爲,「四大」沒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積極作用,相反妨礙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權力。同年九月,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取消了憲法第四十五條中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顯然,憲法上列入或取消的「四大」,指的也就是大字報這「一大」。鳴放和辯論是人類最基本的一種活動,如小孩子吵架,街坊鄰舍對罵,小倆口拌嘴,文壇上打筆仗,學術界的商榷,會議上的爭執,法庭上的指控和辯護,議會的議案,選舉時的論政,黨派內外的矛盾,政治、軍事和經濟談判,民事糾紛的調解,……所有這一切大大小小不同意見之間的紛爭,都可以統稱爲鳴放或辯論,由任何憲法來規定其民主意義,是明顯多餘的。只有以「大字報」的形式出現,才能定義爲「大鳴、「大」放、「大」辯論,才會鄭重其事地特別予以規定爲合法或不合法。
三、
那麼,什麼是大字報,我們怎樣來定義它呢?最簡單最字面意義的理解是:大字寫成並公開張貼的文字。查王同億主編的《漢語大典》:
大字報〔big-character poster〕發表意見的文字,一般用大字寫成貼出,曾被認爲是社會主義大民主的形式之一,文化大革命時頗爲流行,後被取締
辭典的條目解釋,與最簡單的字面意義的理解沒有多大的區別。但這種解釋太不完全太不確切了,作爲一種「理解」還說得過去,但作爲詞條的解釋簡直就是錯誤。所有的商業廣告詞都是「發表意見的」,而且「一般都用大字寫成貼出」,──如「擋不住的誘惑」、「它使我恢復青春」、「四季如春的感覺」、「『咳』不容緩」、「不打不相識」……。另外,現在仍流行使用的標語、橫幅、海報、告示通知、感謝信、祝賀信、道歉信和檢討等等,也都符合該條目的規定。如果它們都可以算作廣義的大字報,那麼又不符合「後被取締」的說法。
反過來,大字報也並不都是有文字的,更不用說用「大字寫成」了。文革期間有相當數量和比例的大字報是漫畫。還不要說,這些漫畫的藝術造詣,往往遠勝過文字稿的文學水平;即以它們所產生的影響而言,也絕不能略過不提。蘇聯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曾宣佈:「街道是我們的畫筆,廣場是我們的調色板。」在蘇聯這只不過是一種宣言;而付諸行動,只能在文革時的中國。這樣說一點也不過份:沒有漫畫的大字報和沒有文字的大字報都是同樣不可想象的。當然,還包括大批判專欄刊頭報尾的宣傳畫。有人甚至認爲,由這些漫畫、宣傳畫組成的文革美術,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唯一能在世界美術史上佔有某種地位的中國美術。
這樣認爲可能偏頗,卻說明作爲一個不可或缺的種類,沒有文字的大字報重要到了怎樣的地步。當然,如果略作改動,把詞條解釋中「發表意見的文字」改爲「發表政見和民意的文字、圖畫」,也就比較接近我們所討論的大字報了。
四、
大字報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它「大」。
它可以把任何弱小的聲音,不論是鳴放還是辯論,是發表政見還是傳達民意,是指責、攻訐、控訴、揭發、質問還是辯解、反駁,是提出問題還是解答問題,都可以通通放大爲大聲呼喚。
由於大,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聽,願意不願意看,它都要直鑽你的耳膜,直闖你的眼簾,直撲你的腦海,這就是所謂「打入性」。
由於大,你想躲躲不了,想逃逃不掉,它可以貼到你的辦公桌上,貼到你的門口,貼到你的床頭,貼上你的鍋臺旁、茅坑邊,直至貼到你的身上,如影隨形,無孔不入,這就是所謂「侵犯性」。
由於大,鋪天蓋地,呼風喚雨,摧枯拉朽,震聾發聵,「挾雷霆萬鈞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勢」,使你感覺窮途末路,四面楚歌,彷彿將立刻陷入滅頂之災,這就是所謂「威懾性」。
由於大,你最不想讓人知道的歷史、缺陷、隱私,你幹過的壞事、醜事、憾事說過的悄悄話、私房話、甜言蜜語、怨天尤人、東家長西家短,總之所有的陳芝麻爛穀子,全都兜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衆人圍觀、欣賞、品評、嘲笑,這就是所謂「公開性」。
由於大,它的每句話每個字都飽蘸濃墨,氣勢逼人,一筆一劃如同投槍匕首,乾柴烈火,看得被批判者第一眼頭暈目眩,第二眼血往上湧,第三眼手腳冰涼;修養好的也免不了加快呼吸和心跳,乍出一背細密的冷汗。這就是所謂「戰鬥性」。
由於大,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大而概之,無須仔細推敲,以斷章取意來省簡筆墨,以望文生意來代替嚴密論證,以上綱上線來加強效果,既可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也可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更可以反戈一擊重起爐竈,這就是所謂「粗率性埂
由於大,它給人留下的印象也尤爲深刻,即使你一目十行,也可以過目不忘。如果這張大字報是針對你,或你的家人、親友、同事、鄰居、仇人的,那就更讓人耿耿於懷、永志難忘了。這就是所謂「持久性」。
五、
這一「大」的形式特點,使我們今天的重讀大字報成爲幾乎不可能。因爲它是不可複製的。縱使找到那些堆埋在故紙塵埃中的大字報文本,我們也不會再把它們用濃墨重新抄寫,貼得到處都是,來身臨其境地溫習了。時過境遷,就算再造其境象拍電影一樣搭一個場景,也無法追回早已流逝的那個時代。人事全非,而且絕大部份被批判者已經作古,這些文字放得再大,也沒有了當年那種驚心動魄的神韻。彌衡擊鼓罵曹,三國時令人動容和提心吊膽,於今誰要是再把曹操揪出來狠狠地罵個三五十天的,別人只會覺得好笑罷了。
一種文體,或一種藝術形式,總是以某個時代作爲其存在的背景。背景消失,這種文體或形式也就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和魅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在歷史上流行過一陣子,後來也就不再流行了。其中,唐詩的藝術成就是最高的,然而也逃脫不了「至今已覺不新鮮」的命運。除了專門的研究者,人們多半隻把它當成兒歌、口訣,教小孩子背誦,讓他們顯得聰明可愛,伶牙俐齒,總算是廢物利用。
大字報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作爲一種文化現象,來得那樣迅猛,去得又那樣突然;流行得那樣轟轟烈烈,消退得又那樣無聲無息;給人的刺激那樣強烈和深刻,過後卻又找不到一絲痕跡。在人類歷史上,還有什麼文化運動象大字報那樣,由那樣多的人蔘加,製造出多得幾乎無處不在的產品,然後消失得那樣乾淨和迅速
有人認爲,這說明大字報文化的淺薄和不值一道,所以一把刷子一盆水,就把它沖刷乾淨了,又是一個「嶄新的天地」。
然而,還有什麼「深刻的文化」和「值得一道的文化」,比大字報更吸引人的熱情、觸擊人的靈魂、影響人的命運、暴露人的本性、改變人的觀念乃至整個民族的語言、行爲及性格特徵呢?
六、
大字報運動最顯著的成果,就是從憲法中取締了關於它的條款。
嚴格地說,憲法只是取消了允許大字報的條款,並沒有取締大字報這一形式本身。那麼,寫大字報並不違反憲法。正如憲法沒有一條規定允許人撒尿,但撒尿並不違反憲法。不過,在一般中國人(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傳統習慣上,人的行爲自由度應限制在法律、規章允許範圍內,而不是擴大到法律、規章沒有反對(不允許)的範圍內。也就是說,只能做規定可以做的事,而不能做沒有規定不可以做的事。
當然可以理解成,憲法「不再保障大字報作者的權益」。事實上,大字報作者的權益,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保障,哪怕在這一形式的鼎盛時期。輕則圍攻批鬥,重則坐牢殺頭,當時是司空見慣的。有沒有沒吃過虧的例子?肯定會有的,但那也絕不是憲法「保障」的結果,只不過夠不上吃虧的檔次或運氣而已。
大字報留下了被攻擊者受到傷害的明證,至於攻擊者,也就是它的作者所受的傷害,卻往往容易爲人們忽視,雖然這種傷害一點也不亞於另一方。萬炮齊轟劉少奇,大家都看到了,而劉少奇也的確倒下,一家人死了四口。那些用大字報參加轟擊他的人呢,誰也不會再去關心他們的命運,即使知道那些人也死的死、關的關、瘋的瘋、殘的殘,也好像是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願上帝保佑追擊者,同時也保佑被追擊者。」在我們這裏,上帝永遠只保佑強者,──不管他是追擊者還是被追擊者。
這就引人懷疑,大字報的威力,真有傳說和想象中的那麼「大」嗎?它到底是單方面殺向敵人的投槍、匕首,還是人們通常用來形容相殘和自戕的「雙面刃」?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當我們在文革「古戰場」倘佯和憑弔的時候,或許是應該好好檢視檢視這件當年流行到濫用程度的「批判的武器」,──大字報了。
七、
人們常以「大字報語言」,指責辯論對手出語或行文的火藥味。但火藥味這玩藝兒,早在大字報發明以前,甚至早在火藥發明以前,就已廣泛地充斥於人類的生活之中。上至朝廷的政爭,下至鄰里的吵嘴,雅若文人的清議,俗若婆媳的鬥法,如果少了火藥味兒,那就太蒼白單調,沒有什麼看頭了。民主社會也是如此,總統州長的選舉,國會議員的辯論,新聞記者對公衆人物的攻訐,更別說外交糾紛、軍事衝突、上法庭打官司了。往往是得理不饒人,不得理也不饒人,動輒上綱上線,揪辮子打棍子,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爲什麼只由大字報來背這個惡名呢?
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獨特的「大字報語言」,也並不是所有的大字報都是大批判的檄文,都充滿火藥味。從文體上,大字報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宣言,聲明,通告,勒令,質問,檢討,口號,悼詞,訴狀,致敬電,勸進表,談話錄,自白書公開信,私人信,報刊文章,中央文件,還有漫畫,圖表,論文,詩歌,散文,劇本,乃至小說,幾乎包括了一切可用筆墨紙張承載的體例形式。
風格上也是多樣化。固然有許多蠻不講理、牽強附會、拿着雞毛當令箭、一口革命的流氓腔調,也有不少極盡諂媚、溜鬚拍馬、落井下石、見風使舵的勢利眼,卻還是有一些立意和文筆皆屬上乘的妙構佳作。
並非所有的唐詩宋詞、古希臘古羅馬的戲劇都能夠流傳千古,魚龍混雜是任何一個時代流行任何一種文學形式的必然現象。魚畢竟比龍多得多,正因爲這樣,才顯出龍的珍貴。如果反過來,龍比魚多得多,那麼我們就會把魚當做稀罕的神物了
八、
長期以來,魯迅被認爲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最優秀的代表人物。這一提法或許值得商榷,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他的雜文,其思想的幽默深刻、內容的博雜廣泛、文字的簡潔犀利,在世界文壇上都找不到另外一位大師可以搖撼它的地位
文革否定三十年代的文學藝術,乃至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角一一列入清算名單,卻始終沒有清算和否定魯迅。他是唯一沒有被懷疑和打倒的作家,儘管他絕不是共產黨,儘管連差不多所有的共產黨作家都難逃一劫。不僅如此,有意思的是,毛澤東也極爲推崇魯迅,曾說「我和魯迅是相通的」。魯迅成了一個神。魯迅語錄享有和馬恩列斯及毛澤東的語錄同樣崇高的地位,當作經典論據、至理名言引用。被魯迅批判,就象被毛澤東批判過一樣,再無翻案的可能。江青號稱「文藝革命的旗手」,就是企圖承接魯迅的頭銜。張春橋曾以「狄克」的筆名跟魯迅作過小小的交鋒,這成了他「歷史不清白」的最大一塊心病,被當做四人幫打倒之後,立即端出這一條以證明其「一貫反動」。更不要說當年被魯迅諷刺過的郭沫若和「四漢子」之流了。
文革大字報,直接繼承了魯迅雜文的形式和精神。形式上,講求多樣化及短小精悍、語言尖刻、入骨三分,以發揮投槍、匕首的效能。精神上,則提倡不妥協的「硬骨頭」精神,不留情面的「痛打落水狗」精神,「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猛士精神,橫眉冷對的批判精神,不怕孤軍奮戰的「反潮流」精神,等等。
無論形式還是精神,本身都沒有錯。用文革的時髦話說,都沒有「階級性」。無產階級(如魯迅)可以用雜文當「投槍和匕首」,資產階級(如狄克)也可以用雜文當「從身後射來的暗箭」;無產階級可以痛打資產階級的「落水狗」,資產階級也可以痛打無產階級的「落水狗」;「硬骨頭」精神也是這樣,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但張春橋(狄克)的骨頭也一點不軟,硬邦邦響噹噹,押上法庭還正氣凜然始終不肯低頭認罪。
九、
大字報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對文字的壟斷,成爲最典型的羣衆文化。「我們應該相信羣衆,我們應該相信黨。」這裏,「羣衆」和「黨」(共產黨)一樣,是個既抽象又具體的詞。反右的時候,一個小單位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小科長、班組長就代表「黨」。到了文革,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將軍元帥就都不是「黨」了,不但不是黨,連是不是「羣衆」都成了問題。可見其定義的任意性。
毛澤東是唯一一個既可以代表黨,又可以代表羣衆的人,「相信羣衆相信黨」其實就是相信毛澤東一個人。不管出自什麼目的,反正是毛澤東親手放出了大字報這個對付社會主義官僚體制的惡魔。他自己也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此外再沒有哪一位共產黨的領袖級人物寫過大字報,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些文革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誰都沒有寫過大字報。他們頂多只能暗中策劃,或者某一次講話記錄被轉抄成大字報貼到街頭,自己是絕不親手寫和親自貼的。因爲他們不算「羣衆」。
符合官方意思的大字報,可以在官辦的刊物正式發表。如《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七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文匯報》發表「反到底」兵團的大字報《急告上海人民書》。官方下達或公開發表的文件,也經常抄成大字報張貼在街頭。二者的關係雖然密切,但畢竟不是一回事,也不能互相取代。大字報就是大字報,不是官方文件。
一般來說,它與整個官僚體系相對立。官僚們絕大多數內心並不喜歡,也並不心甘情願地承認這玩藝兒,除了少數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或一開始就打算渾水摸魚者之外。羣衆,包括體系外的「官」,才是大字報的基本作者。毛澤東不認爲自己是官,要是也只是一個被排斥在體系外的「官」,一個與繁文縟節、周密運作格格不入的「官」。他要打破這套體系,只有藉助羣衆的力量和智慧,向他心目中的黨內走資派及其一切牛鬼蛇神發動攻擊。於是「盤根錯節,一觸即潰」。沒想到放出的魔鬼,也就難得收回去了。
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創造歷史?唯物主義認爲,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大字報似乎是這一論斷最好的證明。不過還要加幾個字意思才全面: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常常有一些英雄在那裏策劃。
十、
重讀大字報,雖然再也找不到當年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卻也會別有一番新的感受。比方,隔岸觀火的快感。魯迅說,中國人喜歡當「看客」。當看客好還是不好且不論,首先是中國總有那麼多的東西可看。有東西可看而不看,作清高狀作崇高狀,自欺欺人,自命不凡,是其實比做一個看客要討嫌得多的。
文化大革命,並不因你不去看它就沒有發生過,也並不因你不敢看它就會永遠沉到一條什麼長河中不再探出頭來。對於發生在我們身邊而莫可奈何的事件,當然只能老老實實看;對於歷史,除了看我們又還能做什麼呢?難道要我們再投身其中去充當一個角色嗎?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可見同樣是看,看同樣一件事,其間的差別就很大。看日本人殺中國人,圍觀的中國人看得脖子伸老長,唯恐看不真切而同爲看客的魯迅卻憤然離席,從此棄醫從文,立志醫治中國人的靈魂。
中國人的靈魂當然需要好好地治一治,但脖子伸得老長去看殺自己的同胞,唯恐看不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