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曹庆泽在辽宁沈阳视察。面对东北地区近期暴出的一桩桩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勾结的案件,这位专治腐败的副书记深为震惊。
“黑”傍“红”
长春黑老大梁旭东案发后,一个红与黑勾结的活话剧曝显于天下:
在短短几年内,梁旭东对一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高密度的糖衣炮弹攻击,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的一个个红点:12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10名警察,5名检察官,4名法官,5名司法警察。梁案只是黑傍红的冰山一角。
张仁善博士指出:不少黑帮之所以长时间连续作恶而不被抓获,与他们同有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结成的关系网有很大的关系。
“红”傍“黑”
今年以来披露的官场谋杀案中,一个特点非常明显:官员傍黑。
7月28日,山东烟台市一法庭副庭长王金良坐上了被告席。缘由是,长期寻找黑社会的王傍上黑老大后,在审理案件时与人发生纠纷,王金良不向法律求援,却请来黑帮成员大打出手。
河南信阳市原人大主任景献琢,集体腐败时订立攻守同盟。景献琢宣称:谁敢说出去,我找黑社会把他杀了。
据称,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不仅在黑帮成员生时与他们打得火热,连黑帮成员死后也与之保持“紧密联系”,使黑帮成员尽享“哀荣”,借黑帮“余威”壮大自己的势力。
这决非空穴来风。江苏常熟黑帮头子时玉林被枪毙后,一电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率手下数名党员前往吊丧。
另一例证是:东北一“黑老大”被公安机关抓捕,一些司局级党政干部为他“奔走呼号”,四处说情,且向公安机关施加压力。
“红”以“黑”制“黑”
一些基层政权组织因为自身软弱涣散,行政不力,就使出“以毒攻毒”之策:动用黑帮成员介入收费、征粮、拆迁等棘手的行政事务。
这个颇为权威的说法,是吉林省公安厅责任人在2000年扫黑时说出的。
非独吉林,他地亦然。
浙江省黄岩区东桥村委会主任解振喜3个月前被带上手铐。解振喜是当地一黑帮的骨干,是一系列血案的直接制造者。
据悉,镇里领导认为,解振喜够“狠”,适合做农村工作,因为惟“狠”方能服众。
学者认为,红色干部“以黑制黑”的思想和行为,在中国基层组织中并非少数,且有愈发蔓延的趋势。
红帽官匪
沈阳黑老大刘涌之弟刘军,劣迹斑斑,却混进公安队伍,当上探长;长春黑老大梁旭东,在其兄“活动”下,也混进公安队伍,当上警官。坊间称他们为“官匪”:带红色帽子,干黑色勾当。
学者则称之为权力型黑帮。
先结帮后夺权,是权力型黑帮的基本套路。能做经典案例警示世人的是河南虞城县何长利犯罪集团:
1981年,何复员回利民镇,孤身一人。1983年,何第一次举行9人跪拜仪式。1987年,何第二次举行12人跪拜仪式。1993年 月,何第三次举行25人跪拜仪式。1993年3月,何召集同党,策划进入镇领导班子,当上副镇长。
结帮弄权的直接后果是:红色政权被窃取被污染。
1994年,何长利集团有69人,全镇7个基层党支部书记,除一个暂缺,一个是女士,余者5人均参加了结拜。各镇人大代表中有22人,10个企业领导中有7人,都是何长利集团成员。
专家说,黑帮组织不择手段瓦解基层政权,妄图取而代之,其破坏力远胜过打打杀杀。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