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定到底有沒有政治目的呢？且看劉再復先生對諾貝爾文學獎評選者的一段描述：$$%時間到了，我發現正好輪到擔任執行主席的馬悅然走在前邊，接著就是卡特琳娜，後面便是每一年都在決定誰獲諾貝爾獎的院士們，一個跟著一個地從我們眼前走過，然後進入會議桌。院士多數是些老年人，如果不算這位女新秀，平均年齡恐怕在70歲左右。有兩三位特別老的，但沒有一個顯得疲憊。坐在我身邊的羅多弼教授小聲告訴我，這些院士有一半是教授學者，一半是作家詩人，但都懂得三、四國文字。毫無疑問，他們是無私而可信任的。道義傾向可能有，然而，即使有，也是向善的。例如授予俄國作家的五名有布寧(1933)、帕斯捷爾納克(1958)、蕭洛霍夫(1965)、索仁尼辛(1970)、布羅斯基(1987)，這五人中有一個被蘇聯政府所認可的蕭洛霍夫，其他四個人則是蘇聯政府的%%$異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絕流亡但也自我放逐於革命王國之外。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這種傾向後來被歷史證明，他們的選擇沒有錯。不管怎麼說，文學批評家，尤其是像瑞典文學院這一大文學批評羣體，其心靈之中蘊含起碼的人類良知是完全必要的。$$%

文學作爲人類表達思想和心靈的藝術手段不可能沒有道德、理智以至社會理想的傾向，每個人包括作家都生活在具體的社會制度的現實中，他的言行不可能不反映這種現實，評選者也不能例外。但是，一種起碼的理性會給人以判斷力明辨政治與藝術的分野。諾貝爾獎金的頒發所沿襲的那種嚴格的學術規範是得到世界認可的，不然，諾貝爾獎金就不會成爲世界性的大事，成爲人類精神生活的高潮和慶典，令人如此津津樂道。整體說來，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文學界佔據首屈一指的影響力，其權威性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除個別拒絕領獎的作家（如薩特）外，一個以寫作爲生的人無不以得獎爲榮。而榮譽不僅是作家個人的事，他的祖國也因能夠爲世界貢獻一個得獎的世界級作家而倍感榮幸，這種對於世界文明有所貢獻的榮幸，是誰也不肯往外推的。所以，法國媒體在高行健得獎後當即宣稱他$$%是用中文寫作的法國作家$$%，言外之意，$$%他是我們法國人！$$%這種當仁不讓的勁頭實在令含蓄謙讓的中國人感到有些過火。

可是，實在難怪人家法國人跟你中國人爭，這天大的榮譽中共當局不快往自己懷裏搶，甚至還傻乎乎直往外推。這還不算，竟然說那些成天價鑽進學術象牙塔的老學究們$$%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真是不倫不類，好象世界除了政治這一件東西算是大事外，其他都是裝孫子的，可以任人擺佈的木偶。難怪那江某人成天叫自己的國民$$%講政治$$%$$%講政治$$%的，講得全國殺氣騰騰。

學術的獨立性和嚴肅性遠遠高於政治傾軋的骯髒，判斷是非好壞的準則往往不受權利和利益的左右，其境界的高渺更是那些習慣於玩弄手腕整治他人的政客所無法理解的，這些心胸狹窄的權勢之徒，把人類一切高貴的精神全部降格爲污泥濁水的政治鬥爭和權利爭奪。這樣一種卑劣的趣味低級的邪惡觀念存在一天，人類就會繼續蒙受冤屈、恥辱和不幸，高貴的精神果實就永遠不可能在這樣的氣氛和壓制中產生－－文學的寫作是個人的自由的行爲，必然有高於世俗功利的追求，它的功能是個人對生命、自然、社會以至人類一切的活動作有活力和建設性的觀察與思索，在人與人之間建立可以互相理解和寬容的橋樑，以至在人的內在精神中喚起對真理和正義的純真感受。人能分清是非善惡以無比的剛毅去實踐美好道德的規範，在他的寫作中貫徹正義的理念，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響往呢？

最後，勸中共當局一句：莫在這個時候與全球華人的感情爲敵，趕快收回那句玷辱全體中國人榮譽的贓話；你們加諸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身上的歪評才真的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http://renminbao.com)